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成本的逻辑，因此经济学在西方被翻译为“economics”（意为“成本、节约”）。成本是刚性的。成本具有路径依赖性。“天上不会掉馅饼”。成本是相对机会而言，是机会成本。在任何时候，所谓经济选择就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的运行框架，首先要明白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构成，其此，要明白这些成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只有弄清成本构成及其内在逻辑联系，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分析框架。

　　一般意义上，成本是个微观概念。成本似乎只涉及到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微观决策。其实，成本也是个宏观概念。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本身，其突出表现就是收益高于成本。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经济增长的本源。为什么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低，为什么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年份经济增速为负值？根源就是，经济运行的潜在收益微弱高于甚至低于经济运行的成本。通常人们所谈论的“改革”或者“创新”等，其核心不是降成本，就是增收益，或者叫释放红利。

　　本文所述中国经济增长宏观分析框架，并不排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框架。本文是发展经济学。本文想做的是，从成本的逻辑出发，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微观和宏观之间的界限。理解了成本的逻辑，自然就理解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和一体性，就理解了发展经济学的内核。

　　一、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构成及其含义

　　1.经济运行的成本构成包括：税费、土地成本、资金成本、劳动力成本、基础成本（包括基础设施运行成本和基础材料供给成本等）、社会环保成本、社会治安成本和国防成本等。

　　2.先看税费。税费是个人、企业以及其它非企业性质的团体或组织等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必须向各级政府部门交纳的成本。税费是刚性的。一般意义上，税费变身为财政收入以后，以财政支出的形式为社会环保成本、治安成本和国防成本等买单。但是，后文所说社会环保成本、治安成本以及国防成本等，在当代中国经济运行框架下，在许多时候并不完全表现为税费或者财政支出。所以，社会环保成本、治安成本和国防成本等，需要另外补列。

　　3.再说土地成本。通常意义上，如同税费一样，对于任何个人或者企业来讲，土地成本是必须的！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厂房，离开了办公楼，离开了消费场所，离开了小区和住宅……任何市场主体皆无法生产或者生活。无论是购买办公楼，还是营建厂房，还是购买住房或者租房子等，都要支付不菲的成本。经常被人们忽略的是，除了个人或者企业直接承担的土地成本之外，国家和社会兴办和建设的公路、铁路、高速公路、水利、地铁、公交、邮政、通讯、仓储等硬件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环卫等软件基础设施，也都是需要占用巨量土地成本的。

　　4.资金成本。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投入再生产或者再投资的资金只能来自于“过去的积累”。消费过多，积累太少，是没办法扩大社会再生产的。但是，自从中央银行和现代金融产生后，人们可以通过借债的方式，即“向未来借债”，以信用的方式筹资融资，从而扩大再生产。所谓“赤字”、“信用”是在现代金融背景下产生的。自这以后，现代国家扩大再生产早已不囿于“过去的积累”了，而是通过赤字和信用扩大再生产。如果一国政府对未来没有信心，对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没有良好的预期，缩减赤字，压迫信用，强化风险管理，会推升全社会经济运行的资金成本。通常情况下，所谓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倒腾来、倒腾去，貌似莫测高深，其实能够影响的也就是资金成本而己！

　　5.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包括工资、社保和其他各项福利支出以及工会制度、各种休假制度等（注意，工会制度和休假制度也是重要成本因素，在某些国家某些民族，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也是成本因素）。在我国，还有住房公积金。部分企业还为员工建立了企业年金。劳动力成本，短期通常是刚性的。但在长期，虽然有工会存在，相比税费和土地成本，通常也有一定弹性。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成本就是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保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维护保养成本。这个概念在本质上没有问题，但是，劳动力成本具有历史性。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劳动力的维护和保养，其具体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6.基础成本。基础成本包括保障和支持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设施运行成本和基础材料基础服务供给成本（以下简称“基础成本”）。基础设施和基础材料的表现形式包括：煤、电、油、水、气、运、储、邮、粮、农等，即通常所谓国民经济命脉。一般意义上，这些基础成本已经统计在国民经济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资金成本等里面了。但是，在当代中国，政府直接以企业形式（包括中央企业和所属各级政府国有企业）介入到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介入会直接影响经济运行总成本。中国政府宏观调控，并不局限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甚至也不局限于所谓产业政策，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对经济实行直接干预或者引导。这种做法显然会直接影响经济运行成本。

　　7.社会环保成本。曾经，我国全社会对环保成本并没有深刻感触。但是，最近几年来，生态文明和环保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在衣食住行基本解决以后，全社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经扩展到清新的空气、湛蓝的蓝天、碧绿的山川、清清的河水……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有成本的，都得有市场主体为此买单。天上不会掉馅饼。某些产业过往的发展实际是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企业成本，或者是边际社会收益小于边际企业收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环保监督，就是将这些边际效应打掉，就是要将这些外部效应内部化。对当代中国全社会来讲，环保成本不仅刚性，而且会稳步抬升。

　　8.社会治安和国防成本。如前所述，经税费转换的财政支出已经列支治安和国防成本。但是，国家在处理治安和国防问题时，除政府直接承担部分成本以外，部分措施需要社会个人和企业直接参与，投入精力和物力，这种参与和投入，实际就是支付成本。在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在中国崛起引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过程中，全社会每个市场主体直接或间接承担的治安和国防成本将会越来越高。过去，“保安”不是一个职业，但是，现在几乎每个企业都有保安，有的企业还专设保卫部，这就是治安成本。过去，“保险”是一个陌生的词，现在，几乎每个人、家庭和企业都得购买保险。过去，连防盗门都没有，现在每家每户都有防盗门，有的小区和家庭还安装监控摄像头，这就是不断抬升的治安成本。一座城市，每逢盛会或者是重大活动，要求企业派出志愿者，这就是成本。所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有助于节约全社会治安成本的。“群防群控”、“朝阳大妈”会增加每个市场主体治安成本。企业走出国门对外投资，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保证财产人身安全，保证正当合法权益，这其实是广义的国防成本。

　　二、中国经济运行各种成本构成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在表述各种成本之间的逻辑关系之前，先给出四个假设。第一个：天上不会掉馅饼，机会成本始终存在。第二个：成本只可能转移，不会消失。第三个：成本是刚性的，具有棘轮效应。第四个：成本具有路径依赖性，改革或者创新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9.先说税费和其他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的来看，税费与所有其他成本构成替代关系。税费增加后，表面上会推升其他成本，但是，税费增加，财政收入增加，从而使得政府有更多的财力承担或者分担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就是说，财政支出的增加会相应冲减其它成本。例如，财政支出增加以后，原来可能需要每个市场主体自行承担的环保成本、治安成本或者国防成本，现在减少了；再如，国家提高每一个老人的养老金，这有可能会降低每个个人或企业的养老负担。因此根据这一推断，政府加税不一定会增加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如果政府配置资金资源的效率相比每一个市场主体更高，加税还有可能会削减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

　　10.反之则反，减税则未必一定会减少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表面上看，减税是减少了微观市场主体的成本支出。但是，与此同时，减税会导致政府削减相应的财政支出。我们知道，财政支出具有刚性。财政支出很难被削减。但是税已经减了，财政收入少了，怎么办？一种办法是增加各种费，这些“费”实际上会相应累加到其它各种成本上。另一种办法是，真削减财政支出，即政府不揽某些事儿了，“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于是，社会各主体各掏各的钱，各扫门前雪，各自办自己的事儿！那么，从全社会来看，成本减少了吗？可能并没有减少。不仅没减少，因为没有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这种做法反而可能增加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历史已经证明，无政府主义要显著高于有限政府的社会运行成本。

　　11.名义上税费的增加，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加，可能会在名义上对冲掉环保成本、治安成本和国防成本。反之，如果大幅度削减名义上的税费，那么，政府就有可能以行政的名义，下达各种指令，摊派种种措施……这些，虽然不是税费，但当然是成本。猫叫个咪，成本摊销的过程不一样，但实质结果是一样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天上不会掉馅饼！

　　12.税费的增加，也会相应对冲掉部分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资金成本。举例，北欧社会是高福利社会，同时也是高税收社会。高税收对应高福利，高福利对应高税收。从来不会有低税收对应高福利。还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企业和个体一方面承担的税费增加了，另一方面，相应得到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补贴也会必然增加。不仅成本不会耗散，收入其实也不会耗散。改变的仅仅是“早上三颗枣晚上四颗枣”还是“早上四颗枣晚上三颗枣”的问题！七颗枣还是七颗枣！

　　13.再说土地成本。土地成本和其他各类成本之间的关系相对要复杂。首先，要将土地内部的构成或者说要按照土地性质和规划用途对土地做区分。土地分为建设用地和耕地生态用地，在一定历史阶段，科学和技术水平是一定的，耕地和生态用地是一定的，留下可供建设的用地当然也是一定的。民间部分专家认为，建设用地可以随意增加，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相反，我国建设用地非常紧张，近年来越来越紧张。耕地生态用地与建设用地之间是一对矛盾关系，二者对立统一。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前提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可以修高铁，可以架飞桥，可以穿隧道，可以引汉济渭，可以北西电东送，可以北煤南运……但是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破。总的来看，我国建设用地的成本越来越高。

　　14.在国有建设用地内部，又可分为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非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所谓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包括：铁路、公路、地铁、飞机场、水库，光纤、公园、绿地、垃圾处理站等硬件基础设施和政府、军队、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医院、养老院等软件基础设施用地。非基础设施用地包括：工业用地、仓储用地、物流用地、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非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占多了，一方面，这会使得非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紧张，从而会推升用地成本；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又会产生规模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这既可能摊薄工商企业和个人的长期生产生活成本，又可能提高工商企业和个人的短期生产生活效益。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非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之间的成本关系，二者绝不是零和博弈，是对立统一。

　　15.非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内部，住宅用地与非住宅用地之间也是对立统一关系。非住宅用地包括：工业用地、仓储用地、物流用地和商服用地。在给定地方财政支出刚性的前提下，土地出让金收入或者是基于土地抵押背书的融资收入也必须相对刚性。工业仓储物流用地，出让收入很低，有的土地不仅没有出让收入，反而需要政府补贴。例如，各类经济开发区，在招商引资之前，“七通一平”都是由政府出钱做的，但是在招商引资之后，多数企业都享受到了优惠，并没有分担此类土地成本。那么，工业仓储物流用地成本就需要高收益的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来贴补。不如此，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就很难做平。

　　16.过去三十年，在全球范围内，为什么独独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逆袭”，而在同时期，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先天自然条件可能较中国还好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逆袭？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答案。本文认为，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低成本，尤其是较低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成就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逆袭。多数专家称之为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也即要素红利的胜利。也有部分专家把此成功仅归功于人口红利，这个观点当然是错的，因为同时期其它发展中大国，并不缺人口，并不缺劳动力。中国之所以成功完成工业化逆袭中，最根本最主要的是：中国成功的压低了土地成本。

　　17.中国能够成功压低工业化进程的土地成本，原因主要是：土地的国有制。因为土地国有制，在建国后的前30年，可以将农业农村的剩余转化为发展基础设施和工业的积累，实际是完成了我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因为土地国有制，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国可以通过商业和住宅用地的高地价来补贴基础设施用地的低地价和工业仓储物流用地的低地价。没有土地国有制，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成本就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没有土地国有制，基础设施和工业用地的土地成本就无法摊销和转嫁。没有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高成本，就没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工业仓储用地的低成本。没有商品房用地的高成本，就没有保障房用地的低成本。没有商品房的高房价，就没有保障房供应。这些用地成本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需要全面把握，认真对待。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单单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逆袭，而其它发展中大国则不能。

　　18.房价高了，一定会推升经济运行成本吗？明确上述逻辑关系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没那么简单了。商品房房价高了，直观上，劳动力住房成本可能增加，商业办公写字楼租金可能上涨，这似乎的确推升了经济运行成本。但是，商品房价格高，就意味着商业和住宅用地地价高，意味着土地出让金有更多剩余去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用地的成本，从而意味着当地工商企业在土地成本方面的支出可能降低、在基础设施方面获得更好更健全的配套。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房价高就一定会推升当地经济运行成本。相反，由于房价高，由于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资金结余去推动建设和完善地方软硬件基础设施配套，大都市的协同效应、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由此发轫，这会提高效率，催生价值，从而推升收益，反过来其实是降了成本！对于现代商业和服务业来讲，因为不占用大量的工业仓储用地，都市化的规模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极端重要。所以，在现实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商品房价格低的城市，反而没有产生现代商业和繁荣的服务业；在商品房价格高企的城市，反而产生了繁荣的现代商业和服务业！这是商品房房价的辩证法。

　　19.商品房限购限价限贷限售，会降低当地经济运行成本吗？这会降低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吗？理解上述逻辑以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这个可能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主观愿望南辕北辙。限购限价限贷限售，各种“限”，其实就是打压商品房房价。而打压商品房房价，就是打压商业和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压低了商业用地出让价格，为了保证地方的资产负债表是平的，就得相应推升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工业仓储用地的用地成本，这当然就推升了当地经济的运行成本，推升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当然，在现实中，市场主体不会明显察觉这种逻辑关系。不过，地铁涨价，公交涨价，天然气涨价，自来水涨价，这个老百姓会有感知。为啥涨价？不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要钱吗？不就是基建没有商品房的高价补贴了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羊毛不出在猪身上，就得从羊自己身上捞。反正不能没有羊毛，因为成本不会耗散。

　　20.商业用地地价高企会压低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成本。压低商业用地地价，只会推升基础设施运行成本和基础材料基础服务的供给成本。居民和工商企业享受的基础设施低运行成本和基础材料基础服务的低供给成本，是因为有高房价或者说商业用地的高地价支持。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商品房的高房价，就不要指望物美价廉的基础设施配套和服务水平！就不要指望有便宜的煤、便宜的电、便宜的天然气、便宜的地铁公交、便宜的公立医院和公立小学等！大建保障房、压低商品房房价就是压低当地的基础设施运行福利，就是推升当地经济运行的基础成本。从这个角度讲，压低全国的商品房房价，就是推升中国经济运行成本。

　　21.一般来讲，劳动力成本是刚性的。全社会的劳动力成本决定于全社会的青壮年人数，也就是有效劳动力人数的供求。前已述及，过去30多年，在西方世界主导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进程逆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享有人口红利。但是，最近几年以来，尤其是2007年以来（以我国颁布《劳动合同法》为标志），这一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小，全社会的劳动力成本正在逐步攀升。我国“刘易斯拐点”应该在2010年前后已经产生。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全社会的劳动力成本只升不降。

　　22.劳动力成本抬升一定会抬升土地成本，一定会抬升国民经济基础成本。劳动力成本抬升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造价会抬升，采掘加工基础材料的人工成本会抬升，这当然会抬升经济运行过程中基础设施运行成本和基础材料基础服务的供给成本。国有建设用地，除基础设施用地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不能是“毛地荒滩”。无论是用于工业开发，还是商业开发，还是住宅开发，还是仓储物流，都应当做到“七通一平”。而要完成七通一平，是要支付成本的，而且是巨额成本，这里面就有大量的劳动力成本。土地的一级开发和整理实际就是七通一平，而七通一平实际就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抬升必然推升土地成本。

　　23.劳动力成本的刚性要小于土地成本的刚性，也小于税费的刚性，也小于基础成本的刚性。从最近几十年的数据来看，劳动力报酬所占GDP比重是逐步下降的。这与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高度一致。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在市场竞争中失败，通常会首先压缩可变成本，而可变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劳动力报酬，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裁员、降工资、降福利、降社保。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要素是劳动力。目前，劳动力市场已经是完全竞争市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刚性较小，虽然我们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但是，我国每年还有约800万高校毕业生等待就业。更何况，近几年以来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每年创造的新就业岗位相比前些年要少很多。所以，总的来看，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刚性要远远小于中国其他要素成本的刚性。

　　24.资金成本的抬升，会推升土地成本和国民经济基础成本。在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中，市场主体感受最直接的是货币宽松与否，其次才是资金成本。收紧货币供应会推升土地成本和基础设施基础材料运行成本。在我国经济金融结构中，对货币供应松紧感受最明显最直接的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总的来看，根据风险偏好原则，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首先支持的是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以及上市公司。只有在支持这些市场主体以后还有剩余额度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才有可能获得商业银行的资金支持。因此，收紧货币影响最直接的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直接推升这类企业的资金成本。

　　25.去杠杆一定会推升资金成本。去杠杆就是货币供应从紧。我国真正开始搞市场经济还不到40年，真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还不到30年，因此，全社会的信用积累相比现代工商社会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导致我国直接融资市场不可能在短短40年内就发展成熟。现阶段，我国工商企业融资主要只能是间接融资，只能是从银行类金融机构融资。资本市场的融资效能，总体不堪大用。在全社会直接融资市场发育不成熟的背景下，如果强行去杠杆，如果压缩货币供应，这会大幅度推升全社会资金成本。

　　26.有的人认为，资本市场的牛市可以降低资金成本。本文认为，不一定。资本市场，无论牛市还是熊市，都不可能有效降低资金成本。资本市场仅仅是筹资融资的一个渠道，是直接融资的一个渠道；如果没有资本市场，资金可以通过银行类金融机构从供给方流向需求方。相对于银行类金融机构，为什么说资本市场无助于降低资金成本呢？答案在于：资本市场货币创造功能微弱。不同于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不存在货币乘数，资本市场不能创造新的货币供应。因为存款派生，商业银行可以创造新的货币供应。商业银行可以创造信用。

　　27.理论上讲，资本市场可以通过优胜劣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这是基于有效市场假设。在全社会信用积累不够的情况下，有效市场无法形成。简单说，股票发行的核准制和股票退出机制都没有建立的市场，怎么可能是有效市场呢！一个非有效的资本市场，可能在某个牛市阶段，融资筹资的效率较高，但从全局来看，非有效的资本市场会推高全社会的资金成本。私募股权公司套现，大股东减持套现，坐庄的击鼓传花，一波又一波的散户被割韭菜……这些非市场行为只会推高全社会的资金成本。中国资本市场要成为有效的资本市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关于中国A股市场现阶段为什么无法降低中国经济运行的资金成本，后文还有详细分析。

　　28.只有货币宽松才能降低全社会资金成本，而降低资金成本一定会降低国民经济运行基础成本。逻辑是这样的：充沛的资金供给首先会流向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中央企业、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得了低成本的资金供给，就有更多的生产者剩余向全社会提供物美价廉的基础设施和基础材料产品服务。因此，不能因为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得了低成本的资金，而中小和小微企业没有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就认为中国信贷市场资金配置效率低。还是那句话，羊毛不出在猪身上，就从羊自己身上捞！假设资金先流向中小和小微企业，貌似这些企业获得了低成本的资金，但代价可能是：这些企业所赖以运行的基础设施基础材料产品和服务价格提高。结果可能是，全社会企业微观经营的总成本未必降低了。

　　29.最近几年来，金融监管部门通过各种政策“威逼利诱”，引导和鼓励商业银行支持所谓的实体经济，实际就是支持各类中小和小微企业。这些中小和小微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产能过剩和必将被市场出清的中小和小微企业。如果商业银行不加辨别不加分析去执行监管部门的政策，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可能是商业银行积累了一大批烂账坏账！对于全社会来讲，这是降低了、还是推升了资金成本呢？显然是推升了资金成本！烂帐坏账就是推升全社会资金成本。因此，监管部门盲目鼓励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中小和小微企业，有可能事与愿违。低成本的资金首先支持中央企业、国有企业和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不仅不会推升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恰恰相反，这反而可能有利于压降全社会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

　　30.根据前面的分析，基础成本并不是一级成本，它实际是二级成本。因为基础设施运行成本和基础材料供给成本已经统计在资金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税费里。但是，经济学的统计往往是狭隘的、短期的和不周全的。我国基础设施基础材料的实际运行成本和收益，对我国经济体系的意义和影响，实际远超资金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税费这些概念以及概念的总和。举例说，阿里的巨大红利来自于哪里？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资金清算、统一的信息代码，高效的网络、交通、物流、仓储等，还有阿里吗？还有马云吗？……网络化、平台化、一体化、枢纽化的基础设施，形成的规模效应、协同效应、集聚效应和共享效应，为全社会整体经济的运行创造指数级的红利，大大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

　　31.党领导一切，政治挂帅，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国民经济运行基础成本。在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政治任务比经济指标更重要。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考核和考查中央企业国有企业，是多维度的，绝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经济指标或者统计指标。此类考查和考核所坚持的原则是，社会利益高于经济利益，长期利益高于短期利益，综合收益高于局部利益，整体公平高于局部效率。通常情况下，为维护和保障整体经济的稳定运行，中央企业国有企业通过讲政治顾大局、强化管理、比学赶帮超等来更多的分担社会经济运行成本。

　　32.国内外多数经济学派认为，因为“政治挂帅”、“产权不清”、“寡头”或者“垄断”、“激励约束不相容”等，中国中央企业和各级国有企业是缺乏效率的。这种观点在过去几十年十分盛行，最近几年有所收敛。本文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甚至是错误的。私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一定更有效率吗？效率只与管理有关系，与产权没有任何关系。完全竞争的市场，一定比寡头或者垄断的市场更有效率吗？激励和约束，在国有企业做不到相容吗？……答案是否定的。经典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就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微观上有效率的，是否意味着在全社会是最有效率的呢？微观的效率和全社会的效率等同吗？应该不是。在微观上有效率的，往往会让社会分担更多的成本。还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私营企业经营管理高效率，在许多方面往往来自于全社会包括家庭的成本分担！私营企业的边际企业成本远远低于边际社会成本！这一点，相信经历过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的人士深有感触。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来自于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占用员工家人时间、贴现员工的中老年劳动时间等让劳动力在当下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些劳动时间其实是社会成本，但，显然私营企业没有承担，这些劳动时间被私营企业无偿占有。总之，在微观上节约经营成本的私营企业，在宏观上可能给全社会增加成本。对于全社会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的基础设施基础材料基础服务来讲，以国有化形式运转有助于节约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

　　33.对于私营企业来讲，股东年底是一定要分红的，董事长还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员工到私营企业工作就挣钱一个目的……单从微观来讲，这些追求和诉求有助于提升企业运行效率。但是，如果将国民经济命脉也就是基础设施的运行和基础材料基础服务的供给交给私营企业，或者是由私营企业来承担国民经济基础成本的运转，涨价定是不二选择。私营企业追求剩余价值，这是它的天职，无可厚非。私营企业一定会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尽可能把边际成本外部化，把边际收益内部化，榨干最后一滴剩余价值。根据这些推断，以私有化的形式来运转和提供基础设施基础材料产品和服务，或早或迟，结果一定是推升全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成本。

　　34.环保是有成本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形成熵，对环境构成危害。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完成工业化的逆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享受了环保红利。说红利是不恰当的，其实就是牺牲了环境而未相应承担成本。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公司没办法在发达国家设厂，要设厂就必须向政府缴纳相应的高昂环保税费。在中国，过去牺牲的环境，现在需要治理，治理当然有成本；过去能够生产的产品，现在因为环境治理环保要求有可能不允许再生产，如果要生产加工，那就必须支付对应的环保治理费用。再比如，在京津冀地区，过去家庭取暖主要靠燃煤，企业开工动力也可以依赖燃煤，但是，现在政策不允许了，为治理京津冀地区的雾霾，要求“煤改气”，家庭做饭取暖要求煤改气，企业开工要求煤改气。但是，靠天然气取暖，或者靠天然气作为动力，其成本要远远高于燃煤。这就是环保成本。

　　35.随着经济发展，环保成本会越来越高。环保成本的抬升，会挤压中小和小微企业的利润空间，尤其是挤压那些污染环境且过去不必支付对应费用的生产制造加工企业的利润空间，挤压到一定程度，某些企业必被淘汰。部分企业在其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过程中确实会污染环境，但是，由于该企业生产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本身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必要环节，这些企业将继续存在，不会被淘汰。当然，其所承担的环保成本会被加成到产品或服务里面去，最后由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买单。

　　36.社会治安成本和国防成本，其影响原理与环保成本类似。前已述及，通常意义上，治安成本和国防成本是由税费买单的。这里主要是想讲清楚为什么这些成本是逐步抬升的。在城市化进程中，在现代工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和谐，需要付出的治安成本或者社会治理成本是传统农耕社会的好几倍。越来越多的人转移到城市生活，最后几乎超过80％的人都在城市及城市圈生活，社会治理的难度显然增加。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必须分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面对此类问题。这是一个成本逐步抬升的过程。随着中国日益崛起，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发达国家圈子的一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防范、找碴、遏制、讹诈甚至挑衅一定会越来越多，中国本身对国际社会安全稳定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那么，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每一个市场主体所分担的国防成本必然越来越重。

　　三、从成本的逻辑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宏观分析框架

　　37.经济增长一定体现为社会总收益高于社会总成本，或者说社会总产出高于社会总投入。一个前景良好的经济体，一定要有这个预期，否则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就会陷入停滞状态。欧美日现状，大体如此。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良好向上运行，就必须保持各项成本稳定运行，或者说要保持经济总收益和经济总成本成比例稳定运行。按照资本论所讲，就是要保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协调运行，保持积累和消费正常稳定匹配运行。

　　38.如果一定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社会经济总收益在账面上长期大幅度高于社会经济总成本。这意味着，经济运行成本里面，部分要素可能并没有获得其应该获得的对价。这显然会带来后遗症。此类后遗症将对后期的经济增长造成障碍。同理，如果社会经济总成本上涨过快，过度逼近社会经济总收益，这意味着，经济总成本里面，部分要素可能获得了超额红利，此类情况会侵蚀社会经济总收益。显然，这也会对后期的经济增长造成麻烦。

　　39.如果把成本的变化看成是自变量，即x，把经济增长的变化看成是因变量，即y，这是一个函数。通过改革和创新，可以压缩成本，释放红利，从而推动经济发展。通过宏观调控，可以对各项成本构成之间的逻辑关系因势利导，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从经济角度看，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就是两条，一是宏观调控，一是改革创新。

　　40.先说宏观调控。宏观调控能够直接影响税费、资金成本、国民经济运行基础成本等，间接影响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以及治安国防成本等。税费就是财政政策，加税或者压缩政府支出从表面上是推升经济运行成本的，对经济增长构成压力；减税或者财政赤字表面上是削减经济运行成本的，对经济增长构成推力。至于减税加税，财政蓝字财政赤字，究竟是否能够真正的推升或者削减经济运行成本，前文已作全面深刻分析，本文认为，总的来讲，尤其是对于成熟经济体来讲，效果并不明显。

　　41.这里重点分析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其本质就是借未来的钱来做现在的事，贴现未来的收益用作现在的投资。发行国债，其实就是政府加杠杆。市面上许多同志喜欢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开，其实，如果从成本的逻辑理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码事。政府发行国债加杠杆，国债资金以财政账户的名义存放于商业银行，在货币乘数影响下也会增加货币供应，货币供应增加当然会降低全社会经济运行的资金成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降准降息所产生的效应是一样的，只是降准降息对资金成本的影响更直接、更明显。

　　42.扩张性货币政策一定是降低资金成本的。紧缩的货币政策一定是推升资金成本的。加息减息，提准降准，这是典型的货币政策。不过，现实经济中，扩张或者紧缩的货币政策会表现成多种形式。2008年以来，欧洲和美国实行的货币宽松，叫出了多种名字，有什么“量化”、“扭曲”等；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几年也创造出了一些新名词，比如SLF、MLF、PSL等。当然，无论叫什么名字，其本质都是货币宽松。2016年四季度以来，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去杠杆”，其本质就是货币紧缩。于是，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自那以来，金融市场的资金成本连续攀升。

　　43.在现代国家，为什么财政赤字和扩张货币是政策常态，而财政蓝字和紧缩货币却是非常态？回归到成本的逻辑，理解这种现象将会很简单。成本具有棘轮效应，刚性。现代金融的伟大之处就是：把未来的收益贴现到现在，把现在的成本分摊到未来。其一，过去的都是既得利益，过去的都是已经形成的成本！但是，对于未来，大家都还有期望，大家都还有机会，因为不确定性，因为可望不一定可及，大家都可以接受“集体均分利益”、“集体均摊成本”的方案。其二，指望富人掏口袋掏银子进行投资，指望富人掏口袋掏银子继续进行大消费，是困难的，是被动的。而通过“发行货币”温水煮青蛙、慢刀子割肉征收铸币税，这是主动的，相对容易得多。再者，如果富人不投资，如果民间不投资，如果富人不消费，如果民间不消费，那么，政府就通过发行国债来投资；就通过滩薄币值刺激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市场主体投资。总之，因为成本刚性，因为既得利益刚性，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因为可以把未来的收益贴现到现在、可以把现在的成本分摊到未来，所以，自从纸币诞生以后，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自从1971年美国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货币增发是常态，财政赤字是常态！

　　44.我国宏观调控还有产业政策工具，即通过税务、财政、金融、法律、土地等手段调控和引导产业结构。明白了前述成本的逻辑，对于我国产业政策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所有这些产业政策的目的无非两个，对微观市场主体来讲，要么加大成本，要么降低成本。减免税费，贴息贷款，鼓励贷款，保障土地供应、减少环保督查等，当然可以减少微观市场主体所承担的成本。反之，增加税费，压缩贷款，上浮利率，增加环保督查等，当然会增加微观市场主体所承担的成本。产业优惠政策意味着减少成本，产业限制政策意味着增加成本。因此，宏观调控的核心就是要么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要么减少经济运行的成本！

　　45.我国产业政策调控，除政府有关部门直接介入以外，中央企业和各级国有企业也是产业政策调控的重要载体。煤、电、油、水、气、运、邮、储等，是微观市场主体生活生产的基本保障。政府可以通过就这些基础设施基础材料基础服务的价格对不同市场主体实行差异化，来达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目的。所谓差异化，就是对不同的市场主体核定不同的基础设施运行成本和基础材料基础服务供给成本。

　　46.再说改革创新。如果说宏观调控侧重于短期，那么改革创新则是侧重于长期。宏观调控是冲着成本去的，改革创新更是冲着成本去的。经济金融领域所有的改革创新，最终都会体现到经济运行成本层面。只有所有的改革创新最后作用到了运行成本层面，才算真正的改革创新。通过改革创新削减成本、压缩成本、提高效率、释放红利，是中国政府过去几十年以来的主要工作。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以来长期保持稳定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的主动改革创新。

　　47.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在本质上是因为节约了生产成本，尤其是节约了劳动力成本，压缩了每一个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30亩农田，原来需要占用10个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包产包干到户以后，只要3个劳动力就够了，这当然是成本的巨大节约。市面上流行的观点认为，是因为包产包干到户调动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使得劳动力工作激励相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从而使产量增加，从而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巨大成果。不能说这个观点不对。但笔者认为，在给定技术条件和自然条件下，微观激励约束机制的调整对产出结果有影响，但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只有从成本的逻辑出发才能比较完整的解释红利的根源。

　　48.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出的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形成“民工潮”，这又大大降低了我国工业化启动和发韧的劳动力成本。最近几十年以来，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工业化的逆袭，低劳动力成本是重要因素。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国工业化就没有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农民工”，在过去几十年，就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代名词。当然，知识青年从乡下返回城里，也是当时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

　　48.再看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国企改革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砍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成本。经历过1990年代国企改革的同志应该很清楚，破产淘汰，私有化，主辅分离，干部下海，员工下岗，减员增效，工龄买断……所有这些就是甩包袱、砍成本、减费用。国企改革降成本，绝不单单是为了某一个国企扭亏增盈，而是为了降低整个国民经济赖以依靠的基础设施基础材料运行成本。

　　49.住房制度改革、医保制度改革、养老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社保制度改革等，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降成本。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甩包袱、降成本的过程，当然这个甩包袱降成本，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社保等市场化的过程，从国家和全社会层面来讲，就是一个降成本的过程。当然，从微观市场主体来看，这是一个增加成本的过程。

　　50.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当时是以分为主，目的是为了通过竞争提高效率，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成本。例如，中国邮电一分为四，形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邮政等；中国船舶分为南船和北船；中国机车分为南车和北车……。但是最近几年以来，国企改革以“合”为主，例如，南车和北车合并成了中车，神华和国电合并成新的国家能源集团，北能和南船也即将合并……“合”的目的是为啥？仍是为了降低成本，降低国有企业为国民经济提供基本保障的运行成本。当初，“分”是为了降低成本，现在，“合”也是为了降低全社会经济成本。那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还会像1990年代那样如火如荼吗？不可能了，因为通过改革国有企业来降低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成本的空间已经没有了。对于中国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来讲，未来的主题是发展和创新，而不是改革。那些眼巴巴指望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大动作的人士，都洗洗睡吧！

　　51.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甩包袱降成本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是拨款制度，1980年代开始，拨改贷。1990年代开始，为配合和支持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贷改股”，国企上市，原来贷款还需要付利息，通过上市融来的钱，连利息都不用付了。因为股权分置，国有股无法流通，随着2015年前后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国有股也可以流通了（注意，资本的流动性提高意味着资金成本下降）。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以来，截至到2017年底，我国商业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信用社的）超过3000家，目前，银行领域已经是完全竞争市场。传统观点认为，竞争是为了提高效率。但是，本文认为，竞争仅仅是为了降低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

　　52.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个过程，就是要素和产品市场化的过程。要素市场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要素以市场化的形式参与到供给侧，这就是一个降成本的过程。城市招工对象早期仅仅局限于城镇青年，后来大批的农民工来了，下岗失业工人来了。企业投资资金的筹集早期只能通过本企业过往的积累完成，后来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的信用筹集资金。要素市场化的过程就是降低成本的过程。

　　53.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甩包袱降成本的过程。国家从“大包干”、“统购统销”、“计划经济”、“从摇篮到坟墓”、“全民所有制”、“配给分配”……等责任和压力中解放出来，让每一个个体自行承担。从降成本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是对的。不过，当个体被推到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之后，起初确实是很无助的！这种无助会增加经济运行的其他成本，例如治安成本和社保成本等。

　　53.为什么中国始终坚持土地国有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本质上仍属于土地国有制）？土地国有制（土地国有制在1982年的宪法中是明确规定的）对中国经济运行成本构成何种影响？笔者认为，土地国有制是中国经济保持低成本运行的基石。土地国有制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经济工作、调控经济、推动和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步健康发展的总靠山。土地国有制是中国最近几十年以来作为唯一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在西方世界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完成工业化逆袭的最根本因素。土地国有制是中国最近几十年以来顺利、迅速、有序推进城市化并已经取得城市化重大成果的最根本保障。

　　54.土地国家所有制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土地国家所有制，就不可能有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建国之初，既使因为抗美援朝有前苏联对中国工业化起步的支持，如果没有土地国家所有制，我们也无法完成国民经济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没有土地国家所有制，就没办法实行所谓的“剪刀差”，就没有办法短期牺牲农业去补贴工业，就没办法完成工业起步和扩张所必需的原始积累（二战以后，后发国家都不可能如发达国家曾经那样，通过掠夺殖民地来完成原始积累）。改革开放以后，亦是如此。没有土地国家所有制，中国就没办法在短时间内以成本优势打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常有专家认为，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中国在1980年以后短短20年内成为“世界工厂”。这种看法并不正确。过去40年内，存在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太多了，为什么工业化的成功集中体现在了中国大陆？这些专家忽视了另一个比较优势，就是中国的土地国家所有制阻隔了土地（尤其是规划为工业用途的土地）作为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从而确保了土地成本的相对低廉。换句话说，土地国家所有制使得中国各地方政府有条件有能力有资格对工业化实施土地成本补贴（商业用地补贴工业仓储用地，非基础设施用地补贴基础设施用地）。显然，这一条，在同时期成立的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做到，印度不行，巴西更不行。土地国家所有制是中国工业化成功的大逻辑。

　　这里，笔者斗胆说一句：越南之后，当今世界最有希望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是朝鲜！可能绝大多人摇头，哂笑不绝，但是，按照真正的经济学逻辑思考，结论就是这样的。笔者就是认为，如果当政者把握得当，朝鲜就是另一个即将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越南。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金融背景下，朝鲜振兴的希望要远远大于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

　　55.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在中国工业化起步和起飞阶段，不仅保障了土地低成本，而且还保障了劳动力的低成本。一般情况下，是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成本的高低。但是，具体经济运行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没有彻底完成土改，如果没有消灭地主和富农，如果没有彻底根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如果所有的农民不能作为平等的一份子参与土地及土地经营成果分配，如果农民没有获得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铁饭碗”，中国在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就不可能拥有稳定、大规模、低成本的工业化劳动力供给。正是因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进城农民工构筑了安全垫，解除了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才有农民工在城市工厂的安心工作，虽然工资待遇不高，虽然待遇都是短期性的，但是，“进可攻、退可守”，民工乐意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国家所有制也为工业化所需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提供了补贴。把这个情况再和同时期其它发展中大国对比，对他们为什么未能完成工业化逆袭这个问题，答案会更加显明。有的事，不是人多就可以的，尤其在工业化这个问题上，不是劳动力多就可以完成逆袭的！只有深刻把握成本的逻辑，才能对中国工业化完成逆袭这个世界当代史最重大事件做出比较深刻全面的分析。

　　56.土地国有制也是中国城市化顺利、稳妥、有序推进的柱石。城市化是有成本的，城市化是有大成本的、高成本的。如果条件不具备，不是所有国家都必然能够完成城市化的。只有城市化彻底完成，才能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城市化彻底完成，这个国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已经58％，城市化率可能还不到43％。这标志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中盘，在可预见的未来20年，中国将成功完成城市化。16亿人口完成城市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为什么中国，独独中国能够顺利、稳妥、有序、成功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呢？答案仍然是：土地国有制保证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本可控。

　　57.人的城市化，绝不是简单的“人在城里住、人在城里生产生活”。成片的贫民窟，也是“人在城里住、人在城里生产生活”，能说贫民窟是成功的城市化吗？人的城市化，最基本的要求是，或者说，应当达到的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稳定可靠系统的软件、硬件基础设施配套，并且，在这里生产生活的人们有能力支付这些配套运行运转的成本。地铁、公交、水利、能源、通讯等地上地下管网，公园，绿地，体育场……这些属于硬件基础设施；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养老院、福利院、文化宫、安保、环保……这些属于软件基础设施。要建设、完善和运转这些软硬件基础设施，得有“钱”！天上不会掉馅饼！谁来承担和分担这些成本呢！不搞调查研究的专家都会异口同声：政府啊，政府有税收啊！……发展中国家哪有那么多税收或者积累来承担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成本？二战以来，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像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掠夺或者殖民第三世界国家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来建设和完善本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

　　58.基于土地国有制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承担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转的成本。或者说，是土地国有制保证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低成本，是土地国有制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本可控。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外在直接表现，就是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的发展与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硬币的正面和反面，二者互为背书，对立统一。城市政府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主要只能来自于土地出让金收入或者是以土地出让金收入为背书的贷款、发债以及房地产业相关税收收入。土地财政收入，或者说城市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成本，在房地产商那里，又以出售住宅或者办公楼等的形式转移到了商品房购买者头上。购买商品房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于商业银行对购房者的按揭，这相当于把购房者未来的收入贴现到了现在。因此，中国城市化的成本，表面上是由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承担的，但在根本上，这个成本是由商品房购买者承担的，也就是由老百姓自己承担的。由老百姓自己承担城市化的成本，当然是合适的，这是一个收益成本的闭环体系。显然，土地国有制保障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收益分享和成本分担是一个闭环体系。只有闭环体系才能保证成本可控。

　　59.自己买房、自己贷款，自己出钱参与城市化，汇入城市化，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当然是最有效率的。也就是说，采取这种机制推进城市化进程，成本是最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实施此种机制，当然归因于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土地国家所有制，在法律和制度上也保证了此种机制的稳定持续、有序有效运行。反观同时期其它发展中大国，土地并非国有制，多数国民连参与城市化的资格都没有，由于利益预期分配不均，由于成本分摊不均，全社会无力形成低成本的城市化正反馈机制，执政当局当然是有心但无力系统推进城市化进程。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的自然调整，在可预见的未来，笔者对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比较悲观。这些国家的未来，可能远远不如我们中绝大多数嗤之以鼻的但是已经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尤其是土地国有制的朝鲜！当然，与越南，更没法相提并论了！

　　60.需要补充的是，土地国有制也从制度上保障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食物稳定供给。城市化进程中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配套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粮食安全，城市化进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无从谈起。土地国有制，使我国能够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能够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能够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这些举措，从根本上在总量上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当然，除了保证基本耕地和基本农田的稳定，真正实现粮食安全，也离不开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支持支撑。有了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支撑支持，才能摆脱“靠天吃饭”，才有粮食的稳产、增产和增收。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用地和耕地生态用地之间是一对矛盾，二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土地国有制保证了这对矛盾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得到正确对待和有效平衡。也正是因为正确对待和有效平衡了这对矛盾，才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序有效、顺利稳妥进行。

　　61.任何一个经济体制，只有成本足够低，而收益足够高，从而形成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势能”，于是形成投资“动能”，这才是一个有效市场，这才是一个有效机制。有效市场都是正反馈的。作为国家或者社会制度来讲，最根本的就是要压降经济起飞起步阶段的成本。收益虽然不确定，但是只要成本可控，只要成本足够低，“投资”就会启动，“工业化”就有可能启动，“城市化”就会启动，“创新”就会启动。土地国家所有制，国民经济命脉公有制，作为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保证和保障了中国经济起步起飞阶段的低成本。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起飞起步一旦成功，就很有可能形成正反馈机制，一旦正反馈机制形成，假以时日，工业化和城市化必将水到渠成，成功完成。

　　62.改革和创新的目的就是降低国家和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有的专家认为是释放红利。二者意涵相近。释放红利释放多少是不确定的，但是，降低成本降了多少是一个确定性事件。检验改革是否是真改革，检验创新是否是真创新，标准就是：是否降低了国家和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或者说是否释放了更多更大的红利。当然，此处的成本，是一个历史的动态概念，需要辩证看待。有的举措，在短期看来是增加成本的，但是，在长期可能是削减成本的；有的举措，可能增加了a的成本，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削减了b的成本。因此，检验改革和创新的真伪，归根结底，要看是否削减了全社会安居乐业的成本，或者增加了全社会美好生活的福祉。

　　四、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增长宏观分析框架的典型样本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就是降成本，就是将传统产业过剩产业所占用的资源、杠杆和成本逼出来、腾出来供给给新兴产业，就是为新兴产业新经济的发展供给低成本的资源。这也就是所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63.去产能是为了降成本。传统产业包括煤炭、钢铁、水泥、板材等，由于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过度刺激，形成了严重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虽然耗用了社会大量的经济金融资源，但并没有为全社会带来相应的有效产出。也就是说，过剩产业过多了占用了社会资本（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而本来这些资本是可以为新兴产业新经济的发展所用的。因为过剩产业过多了占用成本，就导致新兴产业新经济的发展必然面临高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为推动新兴产业新经济加速健康发展，就必须削减传统产业所占用的过多成本。

　　64.去库存也是为了降成本。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与库存过剩是并行并存的。库存过剩，就是典型的过多占用社会资源和社会成本。中央2015年正式布置去库存工作，当时主要还是为了去房地产的库存。当时，房地产在二线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是过剩的，这种过剩占用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如果不将这些库存去掉，那么整个社会再生产循环和经济发展就将陷入低速甚至停滞状态。去掉这些库存，才能形成新的投资正收益预期，才能在全社会催生投资的动力，才能推动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发展。两年多来的房地产去库存非常成功。当然，这种去库存，加大了居民杠杆。这就是前文所说的“成本不会无谓的耗散，总得有人买单”。不过，总的来看，一方面这种去库存也相应改善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在居民低杠杆的背景下，推动居民家庭适当加杠杆，适当分担社会发展的总成本，对整体经济发展并无坏处。

　　65.去杠杆也是为了降成本。这里的去杠杆，与2017年一季度以来各监管机构推动的以打击各种套利的金融“去杠杆”，内涵有所差别。这里的去杠杆，是去传统产业、过剩产业包括一些僵尸企业的杠杆。监管部门严防资金进入到“两高一剩”产业和企业。目的就是，堵住社会资金继续流入到传统产业过剩产业中，把社会资金导入到新兴产业新经济中，从而使新兴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能够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支持，从而实现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

　　66.供给侧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直接降成本。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减税清费，实施“营改增”，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这当然直接降低了各市场主体的生产生活成本；推行“放管服”，简政放权，简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事项，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提高行政效能，让群众少跑腿……这些当然也直接降低了各市场主体的生产生活成本。

　　66.补短板也是为了降低整体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补基础设施领域的短板，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这会降低整个社会经济赖以依赖的基础设施基础材料运行成本；加大科研支持力度，加大创新创业扶持力度，这会降低新兴产业新经济起初和起步运行成本；加大脱贫攻坚工作力度，补民生的短板，这有助于全社会的安全稳定和谐运行，降低全社会的治安成本；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和工作力度，这有助于农业农村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输送更多更便宜的资源，从而降低全社会经济基础材料供给成本。

　　67.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绝不仅仅是针对中央企业和各级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也绝不是仅仅针对工业制造加工企业，也针对各种商贸流通和服务业。有部分专家认为，供给侧改革主要针对的是国有企业，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制造加工企业，这个看法是偏颇的。因为经济周期的影响，其实，在中央正式推动供给侧改革之前，市场已经从2012年就开始对产能过剩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包括制造加工企业和商贸流通企业等）进行“出清”，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闽一带的中小和小微企业在2013年、2014年成片倒下，就是例证。这些中小和小微企业倒下，是必须的！没有过剩产业、落后产业和低端产业的“市场出清”，就没有新兴产业、创新产业和高端产业的发展。“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说的就是经济运行的成本需要在新旧之间完成转换传承。

　　68.当然，供给侧改革也有“增加”成本的。供给侧改革是增加环保成本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供给侧改革，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这当然会直接增加市场主体，尤其是增加其产品和服务在生产加工制造或流通过程中污染环境的市场主体的成本。实际上这些污染环境的市场主体，多数属于传统产业，或者制造加工企业，或者产能过剩行业，或者中小小微企业……而这些恰恰就是去产能、去库存或者说应被市场出清的对象。因此，增加环保成本是有利于去库存去产能的，是供给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再者，污染少了，环境好了，空气清新了，医疗保障的成本可能会降低，人均寿命延长后劳动时间可以增加从而可能导致劳动力在其生命周期内的平均维护成本下降。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表面上增加了环保成本，但也可能从整体上降低了社会经济运行成本。

　　69.供给侧改革，就是为了破除和削减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优化资金资源也就是成本配置，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绝不是无的放矢。供给侧改革针对和解决的就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削减成本，增加预期收益，形成新兴产业新经济投资发展的“势能”。两年来，我国供给侧改革取得突出成绩，过剩的产能绝大多数被去掉了，房地产领域的去库存非常成功，杠杆从效益低的产能过剩行业和企业包括老国企、僵尸企业等中撤出来了，基建、民生和创新的短板得到补充，传统产业旧经济的产品和要素市场逐步得到“出清”……这些就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全社会经济运行成本。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为我国经济未来几年的稳步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0.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经济新政的核心就是通过降成本引致投资从而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大幅度减税，如同前文所分析，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格局下，特朗普总统的减税未必会有多大作用，但是，必须承认，特朗普总统的减税，就是冲着降低美国经济运行成本去的。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解除禁煤令，这实际是降低美国经济运行的环保成本和能源成本。废除前总统奥巴马的医改法案，退出TPP协议，就是降低美国经济运行的成本……不仅如此，特朗普总统还想方设法增加竞争对手的经济运行成本，向沙特出售武器、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向韩国出售武器，这不仅增加了美国的收益、改善美国的资产负债表，更重要的是，这会刺激武器购买国周边国家（美国的竞争对手）增加军费开支，从而增加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成本（前面已经做过分析，国防成本是经济运行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向韩国出售萨德系统，实际会增加中国的经济运行成本。又如，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会增加俄罗斯经济的运行成本。再如，向沙特出售武器，而又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深度介入伊朗骚乱……这些会搞乱中东，从而可能推升石油价格，这当然会增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运行成本。所以，地产商出身的特朗普总统，实际是抓住了经济振兴的核心，就是降成本。成本降低了，预期收益就会增加，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这种“势能”会转化成投资的“动能”……于是经济就增长了！

　　取得一定成功的“安倍经济学”，其本质原因还是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通过货币宽松降低经济运行的资金成本！富人不花钱，政府替他花；富人不投资，政府替他投。通缩是短暂的，是相对的；只有通胀才是永恒的，绝对的！

　　五、基于成本的逻辑搭建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对市场主体的现实意义

　　经济运行是有成本的。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节约成本、如何提高效率的学问。天上不会掉馅饼。成本是刚性的，成本具有棘轮效应。成本可以转移，但不会耗散。成本具有路径依赖性，所有的调控、调整、改革与创新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一国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所有的政策都必须围绕降成本和释放红利。宏观调控和改革创新的目的就是降成本和释放红利。紧缩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历史证明，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存在于短期。从长期来看，所有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必然是扩张性的。只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得到真正实施，才能降低经济运行的资金成本。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业政策调控，其实核心也是围绕降低某些产业的成本或者增加某些产业的成本。改革创新的目的也是为了降低经济运行中的成本、释放红利。检验改革创新是否是真改革真创新，就看这个改革或者创新的举措是否降低了经济运行中的成本或者释放了新的红利。中国过去几年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经济运行中的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政的核心也是降低经济运行中的成本。

　　那么，基于成本的逻辑搭建的这种经济运行分析框架，对各市场主体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71.长期看来，所有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必然是扩张性的。只有扩张快慢之争，没有是否扩张之争。这就意味着，货币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货币供应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在当代中国，货币的供应主要体现为m2的增长；在美国，货币供给可能主要体现为m3。货币供给的增速如果超出社会财富增加值增速，就意味着货币的贬值。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市场主体，老百姓手中持有货币是不划算的，老百姓必须把手中的货币转换成资产。也就是说，不投资是不行的。不做投资，那就意味着放任手中货币贬值。把手中货币转换成资产，这些资产可以是房产地产，也可以是股权股票，还可以是债权，也还可以是一些另类资产，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都能随着时代的更换和社会的进步分享到财富的增加值，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都能跟上m2或者m3的扩张的步伐。这里面有波动，有风险。

　　72.回顾过往经济发展史，展望未来，一般市场主体持有地产和房产，大致可以跟上货币供给增加的步伐，大致可以分享到社会财富的增加值，大致能够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参与社会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土地始终能够分享到剩余价值，始终能够分享到社会利润。当然，债权，例如银行贷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致也能够分享到社会平均利润。不过，其他资产形式，尤其是股权股票，其所分配剩余价值或者说社会利润的比例，是不确定的。作为一个整体，股权和股票肯定是能够分配到剩余价值的，而且，不可否认，当今世界创造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被以股权或者股票的形式分配了；但是，作为个体，每一只股权却未必能够分配到剩余价值。这是股权参与分配剩余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相比债权，地权是确定性的；相比股权，债权是确定性的；相比期权，股权是确定性的。在地权债权股权期权四者之间，地权是最确定的。在所有剩余价值分配场景下，地权始终不会缺席。因此，凡是和地权、房权有关的资产，都是商业银行经营应当首先重视、挑选和投资的资产。房地产是商业银行当前所有资产的“锚”；是当前所有市场主体的“压舱石”。

　　73.中国已经步入成本上升期。劳动力低成本红利的集中释放期已经基本结束，土地成本红利的释放期还没有结束。通过改革创新来削减成本释放红利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弱。劳动力成本总体是不断上升的；土地成本总体也是不断上升的。各级政府很难再有有效举措来抑制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不断抬升。环保成本、治安成本和国防成本等，总体也是不断上升的。社会经济运行依赖的基础设施运行成本和基础材料基础服务供给成本，总体也是不断上升的。在成本不断抬升的大背景下，在通过改革创新削减成本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的背景下，不同性质企业不同规模企业生存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74.中央企业国有企业，以基础设施基础材料基础服务提供者的姿态参与到社会整体经济运行中，理论上讲，始终能够分享到社会平均利润。毫无疑问，中央企业国有企业当然是商业银行的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服务对象。因为商业银行不追求别的（其实也无法追求超额利润），只追求社会平均利润。在近几年市场出清的大潮中，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最终“剩下来”的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无论是大企业，中小企业还是小微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生存压力相对较小。那些行业总体过剩、本身仍处于“市场出清”过程中的企业，生存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不在同行业竞争中最终胜出，最终都有可能被市场淘汰。而那些技术创新能力强、产品质量好、品牌知名度广、品牌美誉度高、适应产业和消费升级形势的企业，不仅不会被淘汰，反而还会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超过市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会发展得更好。就是说，市场最后形成的结果是：胜者为王，剩者为王，品牌为王，先入咸阳者称王。

　　75.在胜者为王、剩者为王、品牌为王、先入咸阳者称王的背景下，作为债权投资者，比如商业银行，选择贷款和授信对象应当集中在市场出清后剩下的企业范围内，而不能把那些市场仍处于出清过程中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等作为主要授信对象范围。总体上看，我国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此类企业，仍然处于市场出清过程中，以债权投资的形式投资此类企业，风险仍在上升。

　　76.股权投资也应当主要选择胜者为王、剩者为王、品牌为王、先入咸阳者称王的企业。今后我国市场，对于每一类产品而言，老百姓能够想起来的、愿意付钱购买的将局限于行业内数一数二最多数三的企业或者产品，那些数四数五数六的企业和产品（更不用说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微企业了），迟早都会被淘汰！例如，老百姓选空调，除了美的就是格力，除了格力就是美的；老百姓选手机，除了苹果就是华为，除了华为就是苹果；极端情况下，西安老百姓喝酒，除了茅台五粮液汾酒可能就是西凤，小品牌杂品牌和没有任何特色的区域品牌都将被淘汰，都将被市场忘记。在股权市场，尤其是在A股市场，投资那些非胜者为王、非剩者为王、非品牌为王或者非先入咸阳者称王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风险也是很大的。在各类成本不断抬升的背景下，在各类资源和机会不断被挤占的情况下，这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想创造利润（更甭说实现利润增长）是很难的，而且越来越难。相反，那些胜者为王、剩者为王、品牌为王或先入咸阳者称王的企业，不仅能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而且利润增加的难度甚至越来越小。这是因为，在市场出清过程中和市场出清以后，此类企业面临的边际成本可能是下降的，而边际收益可能是上升的。换句话说，这类企业的单位投入成本，会迎来一个逐步下降的过程；其所获得的各类社会资源，会越来越多；企业产品所受到的市场青睐程度会越来越高，市场占有率会越来越高；掌控市场，获得市场超额利润的“权力”会增加。

　　77.检验政府经济改革或创新是不是真改革真创新的标准就是：此类改革或创新举措是否降低经济整体运行的成本。当然，如前文所述，有的举错，例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环保监督，短期会增加成本，有可能节约长期的成本。如果一项改革或者创新举措，既不是为了削减经济运行的成本，也不是为了释放经济运行的红利，那么此类所谓的改革或者创新就是“瞎折腾”。这种瞎折腾反而会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这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所以，从成本的逻辑把握国内外政经新闻的实质内涵，所获得的结论不仅清晰，而且准确。说一千道一万，所有的政治经济事件，最终都会落到“成本”或者“收益”这两个字上。

　　78.判断行业兴衰和更替，也须抓住“成本”两个字。当所有的宏观调控举措和改革创新举措，都是有利于这个行业削减成本的，都是有利于压缩这个行业运营成本的，这个行业就处于上升期。相反，这个行业就衰退期。当然，降低成本是个相对概念，要将这个行业所获得的成本削减补贴与其他行业进行比较，享受更多成本削减补贴的行业，获得的上升机会要远远高于享受较少成本削减补贴的行业；要将这个行业所承担的成本上升压力与其他行业进行比较，同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承担成本上升压力较小的行业，获得的上升或者生存机会要远远高于承担成分上升压力较大的行业。这些原理同样适合用来判断不同企业的兴衰更替。因此在进行债券投资或者股权投资对象选择时，需要根据具体背景和条件，基于成本的逻辑来对行业和企业的兴衰更替作出判断。

　　79.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降低全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基础设施运行和基础材料基础服务供给是社会经济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是，国家或者政府举办重大基础设施是有助于整体经济削减或者节约运行成本的。重大基础设施有助于要素的流动和要素的优化配置，例如，公路的修通可以使山沟里的木材进入城市市场交易，通讯的方便可以使四川的民工在温州上班；有助于使无效生产要素变为有效生产要素，使低效生产要素变成高效生产要素，例如，大型水库的修建使荒山变为良田，地铁5号线的开通使得三环外的工业用地有必要转化成住宅用地了；有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人尽其才，物畅其流，货畅其行，汇通天下……所有这些都清楚的显示，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和运行，重要基础材料和基础服务的供给，是完全有利于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总成本的，是完全有有利于形成新的要素红利或者市场红利的。最近几年，感受最明显的是互联网+，互联网+节约了出行成本，节约了商铺成本，节约了土地租金，节约了劳动力成本，推动了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和产品市场的深化。因此，互联网+对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这些重要贡献根源于中国政府对信息化的巨大投入。没有全国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联网完善，就没有阿里巴巴，也没有腾讯，更没有百度和京东。BAT们在中国的成功，或者说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归根到底来源于中国政府对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重视、投入、建设和不断升级维护完善。

　　80.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联网、完善、维护和升级，协同经济、规模经济、聚合经济、共享经济自然产生。所有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人类科技和文明成果的不断积累，是人类劳动成果的不断积累。正是这些科技和文明成果积累不断注入这块土地，从而不断增加和丰富充实这片土地的价值。不仅如此，这些科技创新和文明积累成果，诸如发输电、公路交通、通讯互联、物流仓储、油运气暖等硬件设施，还有环保安保、教育医疗、娱乐交游、衣食住行等软件设施，在这块土地交融汇通同化合成后，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协同效应、聚合效应和共享经济——这些归根到底都来源于边际成本的降低和成本的边际负值。规模经济和协同经济只会带来边际成本的降低。但是，网络化城市化的聚合效应和共享经济，会使边际成本成为负值！某些专家经常指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率不够，主张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张刺激消费。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经济效应、协同经济效应和聚合效应；不明白当规模经济和协同经济聚合到一定程度后，在信息化和网络化催化下，会产生共享经济，而共享经济的边际成本是负值！

　　81.基于成本逻辑的经济学认为，那些凡是主张过度削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张过度刺激消费的经济学，都是伪经济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杀手锏就是削减成本、创造红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助于降低经济运行总成本，有助于创造经济增长的红利，这当然有助于带动民间投资，有助于带动各类消费品和日用品市场或服务的投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投资才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尤其重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有所变化，但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可能是拔苗助长。刺激消费只能刺激短期的经济增长，指望刺激消费来推动经济长期发展，肯定是打错了算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投资会创造自己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协同经济、聚合经济和共享经济，也就是城市化效应，会创造自己的消费！

　　82.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这些都有助于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都属于善政。所谓善政，都是有助于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的。所谓恶政，无一例外，都是瞎折腾，结果都是推升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自然动力。天下承平，善因之，利导之，经济自然增长。现代政府一方面要“官山海”，也就是此前所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是把控国民经济运行命脉，目的是为了降低社会运行的总成本，释放或者是创造社会红利；另一方面要善因利导，依法治国，促进和保护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投资积极性，目的也是为了降低社会运行的总成本。

　　83.至此，我们再来分析如何看待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现状和发展。如果股票市场发行欺诈盛行，内幕交易横行，信息披露违法，实控人违规违法减持，并购重组操纵市场，资本大鳄兴风作浪，上市公司内外勾结、拉抬股价非法牟利，“铁公鸡”遍布，蔑视投资者利益，践踏投资者权利……那么，这个市场对于守法守规的绝大多数市场主体来讲，成本都是极大的。当然，对于少数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来讲，是有利的。正是因为对少数市场主体的有利，才构成了对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的极大成本。这是辩证法。一个健康成熟和良好运行的法治化资本市场，当然可以节约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当然也就可以节约全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但是，如果资本市场蛇蝎横行、娱蚣遍地、恶狼当道、炒风盛行，一定会推升全社会融资成本，对全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是极端不利的。因此，加强对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监管，依法全面从严监管，强化对资本市场的治理，坚决打击各种市场乱象，严刑峻法，利剑高悬……这些都是有利于资本市场建设、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最终有利于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84.至此，我们再来分析中国商品房价在未来一段时间到底是跌还是涨呢？怎么看待限购限贷限价限售政策呢？首先，从正面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刚性的，地方政府建设和完善本地基础设施的工作安排是刚性的，地方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是刚性的，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经济稳步健康发展的任务是刚性的……在所有这些刚性支出或者刚性任务也就是刚性成本面前，地方政府必须“有钱”或者能够融到钱。中国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总体都是“吃饭财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基本财政勉强能保障地方政府正常运转、勉强能保障地方老百姓的基本民生。在此之外，地方政府是没有余财来搞经济建设或者发展的。在这种背景下，各地方政府能够怎么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地价会往下走吗？房价会往下走吗？再从反面来分析，如果在各种政策和监管措施的严控与打击下，商品房房价走低，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减少或者通过土地抵押背书融来的资金减少，与房地产业相关的税收也减少，这就导致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减少，同时也导致地方对工业仓储用地的补贴减少，这就导致工业品生活品消费品以及服务业的出厂价上涨……于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结果：物价上涨了，有人失业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放慢了，工人工资也下降了，有些民生没办法得到保障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怎么保一方平安、怎么保一方发展？通过正反两方面分析，结论明了：成本的逻辑决定了限购限贷限价限售只可能是短期对策，商品房价不存在下降的基础。中国自然的城市化进程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是一对矛盾，二者对立统一，统一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居功至伟。不仅不能打压甚至妖魔化土地财政，反而要深刻把握土地财政的逻辑，用好它。

　　85.在终极意义上，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是时间和空间。所有的重大创新，包括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等，不是为了节约时间，就是为了节约空间；不是为了在单位时间创造更大效益，就是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创造更大效益。最近几年已经初露端倪甚至已经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未来必将大放异彩。因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在根本上是为了节约时间和空间的，在根本上是有助于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总成本的，在根本上是有助于释放和创造社会新的红利的。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互联网快速普及，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生活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已经或正在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各行各业的投资有必要将关注和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方向上来，以分享其所产生的成本削减效应和创造的红利效应。

　　笔者自大学伊始，迄今研习经济学逾二十年。期间懵懵懂懂，踏破铁鞋，如琢如磨，但是，现在看来，在真正理解“成本”之前，笔者是不懂经济学的。大道至简，常识即是学问，学问通常回归常识。经济学就是economics，经济学就是关于成本的学问。从成本的逻辑理解经济现象和经济事件，一通百通，触类旁通。

　　传统上，微观研究成本问题，研究企业运营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不研究成本的。不仅宏观经济学不研究成本，市面上各种名目的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都很少真正触及和研究成本。所以，这些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现象和事件的解释力当然是有限的；用这些学科的模型或者结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家或者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效果当然也是有限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事与愿违，南辕北辙。

　　本文认为，经济运行是有成本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成本是刚性的，成本具有棘轮效应。成本可以转移，但不会耗散。成本具有路径依赖性。一国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所有政策都必须围绕降成本和释放红利。改革创新和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降成本和释放红利。检验改革创新是否是真改革真创新，就看这个改革或者创新的举措是否降低了经济运行中的成本或者释放了新的红利。

　　中国过去6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更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有必要深刻分析和总结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为世界后进国家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同时，深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本文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的解释逻辑是：降低、削减和控制经济运行总成本，积累、释放和拉升投资的预期红利。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国家所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后期改革开放奠定了降低、削减和控制经济运行总成本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级政府的宏观调控举措，中心就是围绕降成本；中国全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举措，中心就是围绕降成本，释放红利。后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实现本国经济的增长和稳步健康发展，中心工作应当是：想方设法降低本国经济运行的总成本，尤其是要降低经济起飞起步阶段的社会总成本；建立一套调控社会经济运行成本的制度和工具体系。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在长期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

　　现在看来，后进国家要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国有制无法避免，是绕不过去的！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尤其是土地国有制打底，后进国家就无法实现对经济运行成本的有效削减和有序调控，长周期经济增长就无法起步起飞。所有有助于降低本国经济运行总成本、有助于提高本国生产要素效率的政策、措施和行为都是正确的！后进国家全社会要形成支持和推动这些政策、措施和行为落地落实的共识，惟其如此，才可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才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

　　全文完。这仅仅是个初稿。因为是手机口述，流水账表述，错字难免，也无法罗列数据图表，许多观点难免主观臆断。谢谢您的阅览！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