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觉得台湾最该纪念的是蒋硕杰、刘大中，正是他们说服了尹仲容，台湾经济才得以走出计划经济体制，才得以自由化，才得以经济高速增长，才得以扩大中产阶级，才得以为民主化奠定基础。正如韩国所表现的，等中产到了一定规模，且有政治诉求时，民主化浪潮就会慢慢到来。蒋的意义只在于减少了过多流血，如此而已。

　　昨天，一位朋友在其朋友圈，发了如下这样一条帖子，帖子说：

　　“小蒋离世三十周年之际，我不想也无力评价他的历史功绩。评价就在眼前的历史人物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许多与之相关的历史真相还有待挖掘、有待披露。我觉得对他的过度悼念和推崇，于海峡对岸而言，有百害而无一益。这只能起到固化现有情势及传播把所有人的命运都系在一个人身上的可悲想法。”

　　对于这条帖子，颇让我有感触，尤其是他所提及的“对他的过度悼念和推崇，于海峡对岸而言，有百害而无一益。这只能起到固化现有情势及传播把所有人的命运都系在一个人身上的可悲想法。”故我在其帖下留言道：

　　“其实没有白狼张安乐，没有江南案，蒋二世的神话也不会存在。”

　　随后又补充道：“我觉得台湾最该纪念的是蒋硕杰、刘大中，正是他们说服了尹仲容，台湾经济才得以走出计划经济体制，才得以自由化，才得以经济高速增长，才得以扩大中产阶级，才得以为民主化奠定基础。正如韩国所表现的，等中产到了一定规模，且有政治诉求时，民主化浪潮就会慢慢到来。蒋的意义只在于减少了过多流血，如此而已。”

　　在这里，预备就我的回帖做一些扩展和补充。

　　不要过度神化蒋经国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蒋经国也就是我所指的蒋二世成就为中华民族的民主先驱确实纯属意外。因为蒋二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赵诚在《台湾“美丽岛”事件始末》一文里曾这样写道：1950年代，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之后，先有吴国桢向蒋介石进言，实行“政党政治”，为蒋不容，1953年出走美国，次年与蒋反目，指责其独裁专制。后有雷震1960年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并在其主持的半月刊《自由中国》发表《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等七篇文章，主张反对党参与选举，制衡执政党。9月雷震被捕，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判刑10年，《自由中国》被取缔。在高压下，本土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更加失望，萌发台独意识。1964年彭明敏等发表《台湾自救宣言》，次年以“叛乱罪”判刑8年。而当时，主其事者正是负责情治系统的蒋经国。

　　其后，蒋始皇去世，蒋二世正式于1978年5月20日登基，就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随着蒋二世登基而来的，不是去特务统治，反倒是特务统治开始强化。标志性事件是，他登基后的第九个月即1979年2月，蒋二世决定成立由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这一党政军联合反统战组织——据美国在台协会（AIT）的创办人兼首任理事主席丁大卫（David Dean）的回忆录《非正式外交》所描述，该办公室成立于1979年，该机构原本隶属于国民党秘书长之下的特设组织，以王升的别名“刘少康”掩护。办公室成员主要来自情报、外事、新闻、军事等系统，被形容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中央党部”，可直接向蒋经国报告。“刘办”的成立，为当时深受蒋经国信任、反对向党外势力让步的王升扩充权力和到处插手提供了机会。王升和“刘办”、保守派刮起一阵阵的紧缩风，制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

　　1981年7月回台探亲的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在被警备总司令部约谈后死亡；

　　1982年4月30日，警总出面围剿国民党元老陶百川；

　　1982年11月5日，以军特系统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极右刊物《龙旗》发表社论，攻击《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报霸，脚踏国民党、党外、台独、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脚怪兽”。

　　……

　　就王升这个酷吏而言，其命运的转折点来自1983年。该年3月，王升赴美访问。虽然丁大卫在《非常外交》一书里指出，邀访的真正动机是出于人权考虑。因此在华府、纽约等地，丁大卫安排王升会见国会议员、学者专家，美方提出的都是人权、政治改革等议题。但当时台北却谣传，说美国邀请王访美是因为王政治势力不断上升，且可能在蒋过世后继掌大位。就如皇权时代所有的帝王一般，这一举动于二世及蒋家皇室而言，无疑属于僭越之举。二世对他的这一爪牙开始非常不满。

　　果然，4月26日，《中央日报》、《联合报》大楼被炸，党内和社会上便将矛头指向了负责社会治安和政战的王升，认为王升的“军警系统”没有及时预防和破案，属于严重失职。

　　对于上述指控，显然是颇和蒋二世的心意的。5月1日，将下令撤销刘少康办公室。5月9日，蒋又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职务，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9月，王更是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权力中心。

　　王升调离总政治作战部，让天真浪漫的台湾人以为岛内政局应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但事实却不然。警备总司令部和 新闻检查部门并没有放松对党外运动和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的压制。从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到1985年中期，党外周清玉主办的《关怀》；许荣淑主办的《生根》、《深耕》；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黄天福主办的《钟鼓楼》、《蓬莱岛》；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以及《前进世界》、《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台湾广场》、《新潮流》、《先锋时代》、《政治家》等党外刊物，每月总有几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人们看到了当局的政治高压，军特系统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黑煞星。

　　这一时期对党外政治反对派和国民党内开明派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蒋经国传子蒋孝武的意图。事实上蒋预传位于蒋孝武，早在其登基之初就表露无遗。1976年蒋孝武调任“中央广播电台”任主任，翌年转派台湾广播电视事业协会理事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新闻党部常务委员。1979年，蒋经国对蒋孝武又进行了特殊安排，让他进入“国家安全会议”，在戒烟戡乱期，这个机构是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正是在这一岛内政治高压气氛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也可以说就是在不经意的瞬间，发生了历史剧变。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先生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车库，被从角落中射出来的三颗子弹夺去了生命。

　　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即查出凶手为台湾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以及董桂森。陈启礼及吴敦逃回国后，被政府以“一清专案”的名义逮捕；董桂森则潜逃海外（最后在巴西被捕而被引渡到美国）。美国向台湾中华民国要求引渡陈启礼及吴敦未果，乃向新闻界透露已经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情治人员介入此案。蒋经国乃于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并于1月13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卷入“江南命案”。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张安乐（绰号白狼）忽然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匿名“背影”之人士，出席洛杉矶中国台湾人社团所召开的“江南命案演讲座谈会”，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台湾中华民国虽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胡敏仪、陈虎门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经两次减刑后，三人服刑六年余获假释出狱，却不能堵住世人对于蒋孝武涉案的悠悠之口。 陈启礼和吴敦则先在一清专案被逮捕，移送法办之后，经普通法院判刑确定。

　　这就是讽刺——一个被一些脑残视为民主先驱的人，仅仅因为有人写了一本自己不认可的传记就要杀人，且还非常下作，弄得偷偷摸摸。其实，这也不奇怪，这是蒋家一贯作风。其父便是如此杀的李公朴和闻一多们的。

　　为了自我神化，容不得一点批评和将其去“神”化，所以派去特务将他“神”的面罩撕下的人置于死地。但讽刺的是，他不曾想的是，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江南命案”震撼太平洋两岸，美国政界与媒体对台湾特务与黑道联手在美逞凶，大感意外与愤怒，台湾形象受到前所未见的重挫。受困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储君蒋孝武以外交官的身份被外派去了新加坡。这就如同王升一样，事实上被逐出了中华民国的决策核心。到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更是不得不在美国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中表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蒋家人士不再继任。

　　最后想说明一点的是，蒋二世确有可取之处，譬如他在最后关头顺应趋势而不是负隅顽抗，这一点确实值得尊敬。但切勿将这特务捧上了天，正如有论者说的，没有民众的誓死抗争，子继父业的台湾依旧黑云压城，蒋经国打造的特务系统依旧只手遮天。更为重要的是，正如韩国所表现的，等中产到了一定规模，且有政治诉求时，民主化浪潮就会慢慢到来。韩国没有蒋二世这样的人物，不也民主化了吗？且其质量绝不亚于台湾，甚而远高于台湾。所以，蒋的意义只在于少一个光州事件，只在于减少了过多流血，如此而已。

　　如果不认识到这点，而去过度神化他，那么真会如我那位朋友所说的，“对他的过度悼念和推崇，于海峡对岸而言，有百害而无一益。这只能起到固化现有情势及传播把所有人的命运都系在一个人身上的可悲想法。”

　　台湾的民主化为何更应该纪念蒋硕杰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及的，1945-1988年的台湾无疑是独裁的。而台湾经济的发展表明，民主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在包括独裁在内的威权统治下，国家也可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需要予以说明的是，包括独裁在内的威权统治亦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威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独裁国家的经济的增长呢？

　　正如事后验证的，这种现象跟台湾与1960年启动的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不无关系。而这就涉及到一个人，那就是蒋硕杰。

　　由于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措施，1949年国民党政权于大陆的统治以彻底崩溃而告终，残余势力不得不退居台湾。众所周知，台湾土地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人口密度又极高。更重要的是，作为当年日本的殖民地，于二战后期其主要产业被盟军摧毁殆尽。以电力为例，战前供应可达32万千瓦，而战后仅能供应3万千瓦。再加上由大陆涌来的两百万军人和难民，台湾的发展条件可谓极端恶劣。为维持其六十万的军力，及重建迫切需要恢复的经济基础设施，当时的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在预算无法平衡下，国民党政权沿用了其在大陆时期的老办法——滥印钞票。

　　正如凯恩斯在其《通论》一书的结尾时感慨的，“那些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劫后余生的国民党之所以仍执迷不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经济政策正深受两种在当时甚为流行、却错误百出的思想所支配：一种观点来自贸易保护论者，他们认为高关税和限制进口，可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扶植起其幼小产业；另一种观点来自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储蓄倾向的增加只能导致经济衰退而不利于社会，而通胀则会促进经济发展。在他们看来，提高利率的做法会妨碍经济的繁荣和增长。

　　也正是在这些理论，特别是后者的指导下，当时台湾的利率被人为地压低了。随着利率被压低，人们自然不愿将其储蓄存入银行，而是直接拿去投资于诸如房地产、黄金、外汇等远离消费的高级生产领域了，人民手中的货币不能转化为储蓄和投资。这时，银行为了维持其对企业的融资，将不得不日益依赖于货币供给这一手段。结果是，随着时间推移台湾的通胀日益恶化，当时的年通胀率高达100％以上，经济一片萧条，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再度陷入了困境之中。

　　为免重蹈大陆时金圆券式失控的覆辙，使其统治彻底崩溃，国民党当局意识到是时候改革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学者开始进入了国民党当局的视线，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蒋硕杰，1918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湖北应城，是辛亥革命元老蒋作宾的四公子。早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预科，后求学于英伦，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哲学与经济学双博士学位，是奥地利学派大佬哈耶克的亲传弟子。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蒋先生通过研究认识到，冀图用通胀的办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无疑于抱薪救火。正如之前国民党的政策所一再证明的，这一政策不仅不会促进经济之增长，反而会导致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大崩溃。为此，蒋硕杰认为，于台湾而言只有克服通胀，经济才可能有出路。

　　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和意见，其核心就是“反对凯恩斯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解除管制，实施经济自由化”。这些建议和意见最后都集中的反应到了1959年出台的“19点财经改革措施”里，措施的具体内容包括：解除不必要的经济管制，使经济体制自由化；进行外汇贸易的多项改革，拓展贸易新局面；进行财经制度的变革，以此铲除经济发展的障碍。于是著名的“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正是这一场运动，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更奠定了台湾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

　　随着经济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台湾经济得到长足发展。1970-1980年代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并列为亚洲四小龙，到1990年代更是跻身发达地区之列。从这点而言，作为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要设计人的蒋硕杰功不可没。

　　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绝然不是个案，这样的例证还有朴正熙统治的韩国，皮诺切特统治的智利，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李光耀家族统治的新加坡，乃至于明治天皇统治的日本，威廉与俾斯麦共治的德国，甚而还包括建国初白人民主专制的美国（虽然当时的美国声称是民主国，但其民主只局限于白人有产者，当时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等有色人种及白人底层是没有这一权利的）……

　　正如我在我去年出版的《通往正确之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里所指出的：这些国家的发展史表明台湾的发展历程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是遵从了某种规律的产物。那么，这种现象遵从了何种规律呢？我们只要仔细探究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今昔、无论南北、无论东西，也无论具体的政策差异，但在两个方面却具有明显的共性，那就是：都是非民主的威权统治国家，同时都在威权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下，在国内确立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私有企业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私人产权也得到政府的足够保护。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除了政治事务以外，在诸如社会、经济事务领域中，民众拥有相当程度上的自由。这一现象正是遵从了这一规律的产物，而这正是推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规律如果非得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予以表示，大概是这样的：政治威权+经济自由化→经济增长→扩大中产阶级规模、培育中产阶级意识→民主化转型=通往正确之路=后发国家的正确之路。

　　而包括李普塞特，英科尔斯，亨廷顿，巴罗在内的学者更是基于大量的数据，得出一个观点：政治发展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高度正相关。

　　博伦和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W. Jackman）于1985年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一项针对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中，他们也发现，“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政治民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这篇题为《六十年代政治民主的经济与非经济决定因素》（Economicand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e 1960s）的论文里，他们进一步指出“人均国民收入（GNI）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解释性变项。”

　　他们的这一观点和研究方法得到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继承和响应，并在他们的基础上，亨廷顿将一国经济程度的指标，从李普塞特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四项指标简化为人均国民收入（GNI）一项。在他看来与人均国民收入（GNI）的高低相对应的就是民主程度的高低。他说：“自十九世纪起在民主与财富之间出现了一种正相关，这种正相关仍然一直很强”。他甚至公开指出，“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台湾的历程也有力的支撑了这一观点。197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增长。1978年人均国民所得1400美元，城市人口占到41.9％。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58降到1980年0.303，中产阶级占全民总数51％。（见：赵诚：台湾“美丽岛”事件始末）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等中产到了一定规模，且有政治诉求时，民主化浪潮就会慢慢到来。1977年11月19日，台湾举行台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五项地方公职选举，民众参选热情很高，国民党外的民间力量取得了30％的席位。其后，便是美丽岛事件……

　　综此可见，台湾如果没有蒋硕杰的经济自由化倡议，台湾仍旧深陷于计划经济的深渊，那么，最后只可能是其经济的全面崩溃。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不可能扩大中产，没有中产就不可能有台湾之后的民主化。

　　故，从上述角度出发，就台湾的民主化而言，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蒋硕杰的功绩远甚于蒋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