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聊一聊“中国青年的机会”。实际上，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国家由一个农耕文明的帝制时代国家，慢慢被外国的枪炮打开了国门。

　　每一代人都希望在这个时代时点上改变这个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大家所获得的机会是不一样的。

　　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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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看一张现在很难看到的照片，这是整整一百年前——1918年1月——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杂志《新青年》，这本1月份的杂志做了一个宣言：从此以后，我们不再用文言文来写作，我们要用白话文来写作。

　　这个国家在过去六七十年里被西方人叫做东亚病夫，那一代的青年人要做的就是“拯救这个民族”。从我头上的那根辫子开始到脚上的鞋，连祖宗传给我们的四书五经，甚至老祖宗的书写方式都可能是错的。

　　所以，如果你是生活在1918年的青年，满怀热血，就必须跟祖宗决裂，成为这个时代的新人。

　　在这本杂志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人的名字，比如陈独秀、胡适、周树人、毛泽东，这些人就是当年这个国家的热血青年，后来他们有的成了终生的朋友，有的成了一生的敌人。

　　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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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人，一个18岁的帅小伙，他叫吴敬琏，1948年，他在南京的一所高中读书。如果你是一个1948年的中国青年，你的机会是什么？这个国家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一个腐朽的政权即将被击倒，而你要选择站在政治立场的哪一边。

　　吴敬琏对我说，1948年，他会在白天找一个特别安静的房子，裹着被子收听延安电台，把电台里的话一字一字写下来交给他的表哥。他的表哥把这些话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再交给外国的通讯社，告诉全世界，延安地区有一群人，他们是怎么认识中国的，是怎么了解中国的。

　　如果你是1948年的中国青年，你的机会是什么呢？是你能不能寻找到一种方式，让这个国家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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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一个人，一个30出头的帅哥，这个人叫袁隆平。1968年，袁隆平在湖南的一个农业技校里当青年教师，他是一个水稻专家，在60年代初，他把两种水稻的品种杂交，发现了杂交水稻。

　　当时的中国水稻，如果管理得好，每亩地大概能够生产600斤稻米，而杂交水稻可以做到生产2000斤。

　　但是很可惜，1968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白天他要去参加阶级斗争的宣讲会，甚至被批斗、写检查。直到晚上或节假日的时候，他才能到一个小小的稻田中研究杂交水稻。

　　如果你是一个1968年的中国年轻人，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好像弥漫着一层大雾，你有很多的力气，想要改变这个国家，但是你的每一拳都像打在一堆烂棉花上，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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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十年，出现了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柳传志。1978年，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的一个助理研究员，每天早上上班，他会经过传达室，从一个写着“柳传志”字样的小盒子里拿一张《人民日报》，一天的工作就是喝茶、读《人民日报》。

　　1978年的一天，他突然发现报纸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原来满报纸都是阶级斗争，要备战、备荒为人民，现在却出现了一篇“怎么养猪”的稿子。他跟我说，从那篇文章开始，他觉得要变天了，他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就是这么开始的。

　　这一年的年底，1978年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开了非常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然后开始干一件事，叫做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告别阶级斗争，开始做经济建设。

　　如果你是一个1978年的中国青年，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开始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六年以后，柳传志创办了联想，成了今天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公司，在2017年的中国民营企业中排第六。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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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腾讯传》，写的就是创造腾讯的五个小伙子的故事。1998年，小马哥同学27岁，他忽悠另外几个人创业。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腰上都挂着一个BP机，电脑已经可以上网了，马化腾说，电脑上面有很多新闻，还有很多股票行情，你出门的时候想知道股票涨得怎么样了或者中午有什么新闻，可以在电脑上输入一些信息，到了一定的时间，这些信息就会传输到你的BP机上去。

　　这件事情是很不靠谱的，因为马化腾同学创业的时候，手机已经出现了，当他把这个软件系统开发完，发现大家都不玩BP机了。所以马化腾跟我说，出门第一脚就踩到了一堆屎。还好后来有了个QQ，才成功创业。

　　1998年前后，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开始投入到一个全新的行业，叫做互联网。新浪、网易、阿里、携程、京东，都是在1998年前后相继创业的，这一部分人年纪最大的是1964年的马云和张朝阳，年纪最轻的是1974年的刘强东。

　　如果你生活在1998年，你会有机会拥有一个全新的掌握世界的能力。这个机会是在你之前的人们根本不了解的，叫做互联网经济。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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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中国举办了奥运会，都说三十而立，这一年也是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2008年有机会吗？2008年的年轻人说，所有机会都被这些年轻人抢完了，我能干什么呢？

　　2008年的中国青年人和中国今天的青年人同样焦虑，但是十年后，我们站在这里回望2008年，你会发现，那个时候还没有共享经济，那个时候还没有移动支付，你很难想象有一天，我们出门不需要带钱包。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更没有区块链、人工智能。

　　2008年，如果我想做一件身上这样的西装，但是只能出4000元钱，大部分人都会拒绝我，因为西装是一个大规模生产的行业，从打版到采购布料、进行生产，起码要一次性生产20万件他们才会开始干。

　　现在全中国起码有20家以上的智能西装公司，可以为我一个人定制一件西装，最多只需7天，价格也完全可以控制在4000元人民币以内。

　　这是整个生产线的柔性化改造，如果你今天做一个生产线柔性化的西装车间，可以干掉2008年中国地区所有西装工厂的老板。

　　2008年以后，中国成为了一个创业之国，每天有1万家企业注册，它们中的97％会在18个月内死亡，失败率非常高。但是，每年仍然有300万人创业，而时代也仍然给了我们很多机会。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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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中国将有700万以上出生于2000年以后的年轻人考大学，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还在瞎折腾。那么机会将属于谁呢？

　　对年轻人来讲，现在仍然有机会。比如我们还没有攻克癌症，我们还没有用上无人驾驶的汽车，我们还没有告别石油时代，我们的每一件衬衫和西装虽然能够人工定制，却仍然没有纳米材料和传感器。比如，机器人虽然在围棋上能够战胜人类了，但是机器人的综合智力能力还没有赶上人脑。

　　今天你能看见的所有机会，可能未来都会成为你的手中沙，捏得越紧、漏得越快。有回我去北京，听到美国预言家凯文·凯利讲了一句话，他说未来消灭你的敌人，今天一定没有出现在你既有的敌人名单上。

　　未来的机会永远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看到了100年来中国年轻人在这片土地上成长，你会发现，一百年来，每个人都会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机会，而一个中国青年的机会，其实就是国家的机会。

　　那么，今天这个国家到底属于谁呢？

　　吴敬琏今年88岁，他仍然是中国最具有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柳传志今年74岁，仍然在管理他的联想集团；袁隆平将近90岁，去年我碰到他时，他跟我说，他要去山东找一片海涂地，在盐碱地里种杂交水稻，未来十年他要让1亿人能吃到盐碱地里种出来的水稻。

　　我写了很多年的作品，今年是我从事写作行业的第28年，我服务过的很多报纸、杂志、新闻门户都已经不见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有没有抛弃我，取决于我有没有放弃自己。

　　我还在写作，吴晓波频道上大概有290万订阅用户和45万付费会员；我每天用五分钟时间和大家交流我所了解的财经知识点，以及当前宏观经济、产业经济所发生的事情；另外，我会分享最近读书的心得体会，递交一份我喜欢的财经早餐。

　　所以今天中国的机会，可能跟年龄没有关系，它属于80岁、90岁的老人们，也属于80后、90后的年轻人们。决定机会的，是我们的脑子和我们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时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