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还有机会吗?如果有在哪里?

1评论 2016-12-19 13:59:30 来源:经济学家圈 作者:周其仁 江丰电子凭什么能涨15倍

中国经济的出路是什么?独到性优势还不明显的时候,得靠成本优势,最重要的是继续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体制成本。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中国经济的机会在哪里?品质与便利。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创新突围》,现在的经济形势,大家都感受到有很多问题,怎么让中国经济走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创新突围

  我先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假如有一个富经济体,有10万块钱的资本,一共300人;一个穷经济体,只有10元的资本,3000人。

  如果这两家分开过,无非就是一家过好日子,一家过不好的日子,但是一起过会怎么样?会形成一个大经济体,这个经济体里有3300人,100010的资本。资本和劳动力会重新配置,这就是我们今天,世界经济所有问题和机会的来源。在原有的富经济体中,我有1/300的机会争取10万块的资本,人均产出很高,生活水平很高,换句话说,成本很高。但是现在,我跟3300人竞争这100010,世界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

  把这个简单例子还原成全球化中两个国民经济体的关系:一个发展水平高,一个发展水平低,我把它形象表述为叫两个海平面:

  比如说1980年,我们是低海平面,人口众多,资本稀缺,穷,人均年收入是200多美元;高海平面是美国,人均年收入是1万多美元。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两个经济体是隔离的。改革开放后,两个经济体打通了。

  你想想,人均年收入相差几十倍的两个经济体一旦打通,会发生什么现象?高海平面的资本和技术往下走,因为它是逐利的,如果到稀缺的地方去,回报会更高。还有一个现象,低海平面的大量产品出口。资本、技术跟廉价劳动力结合,我们的产品很有竞争力,“穷”这个字,不开放就是穷,一开放就是成本低的竞争优势爱基,净值,资讯

  所以,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发展起来,关键是三个因素:

  第一,长期贫穷形成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我过去研究农业,经常犯愁的是这么多剩余劳动力怎么办?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们拉到市场?一改革开放,问题都解决了。

  第二、改革降低了中国的体制成本,开放使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光成本低、人力便宜不行,不能自动变成产品,如果思想不解放,体制不改革,就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所以中国经济能起来的第二条重要经验就是改革,11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解开手脚,动员大家一起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了民营经济、中小企业。

  第三条很重要,就是中国人善于学习。即使体制、劳动力、土地都便宜,产品还得有质量,质量靠什么来?学习。

  这个不让干,那个不让干,所以啥也不会干。我从小到大用暖水壶,几十年铁壳不变,一个东西造了就不改了,怎么会把东西越做越好呢?

  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看什么都新鲜,会琢磨,开始是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必经的阶段,没什么丢人的,后来自主研发,这都是得益于中国人爱学习。包括中国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是很大一个数,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后来能起来的原因。

  所以,中国就是靠这三个要素起来的,曾经穷得不堪回首,只要一开放,有信息来,有技术来,有机会来,有市场来,经济迅速腾飞。

  经济学家圈点评:此部分演讲是周其仁一贯的观点,改革开放将世界拉平了,不算什么新观点

  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立足,成本还是最大的优势。但是世界竞争,不只是成本这一项。MIT商学院院长斯隆说,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

  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连续30年,平均GDP增长将近10个百分点,200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日本;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

  我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下乡在东北农村待过十年,十年都没有用热水洗过澡,这一代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这些变化当然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因为你是跟世界一起在变化的,你这个低海平面上来了,那个高海平面就下去了。

  美国的资本和技术,从全球化中受益非常多,华尔街这20年那么发达,因为全世界都要去拿他的钱,接受他的资本服务。技术也是,以硅谷技术为代表,谁能想到苹果能卖那么多?如果中国不开放,印度不开放,它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但是金字塔底部的众多人口, 却承受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竞争压力,日子越来越艰难。发达国家年轻人失业率达40%,要么是科技天才去了硅谷,要么是金融天才去了华尔街,除了这两个地方,其他地方都比上一代贫穷。

  我2006年去美国访问,路过底特律,70岁的老讲解员、福特老员工跟我讲底特律的故事,看到那里的人对自己公司那么热爱,我有点感动,我说你那么热爱你的公司,底特律年轻人怎么样?

  他情绪一下就下来了,说现在年轻人不行了,福特根本就不招工了。

  福特到哪儿招工?中国,资本是逐利的,为什么要投到美国?投到重庆多好,投到武汉多好,反正市场也在这里。后来我问:您孩子呢?也进福特吗?他说没有,到亚洲去教英文了。

  我当时心里一震,我们节节往上走,不是所有人都是受益的,它变成了一个3300人的竞争,而之前处在高位的人,往上走很难了。

  所以摩托罗拉老总说:我靠不断的与众不同,跟你的产品竞争。美国为什么把知识产权看得越来越重,因为你偷了我的想法,造出了同样的东西,还比我便宜,是很可怕的。

  但这让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很明显,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独到性优势一直都在,而伴随高速增长,中国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也还没形成独到性优势。同时,印度、越南逐渐开放,成本比我们更低。所以,当初是两个海平面,现在是一个三明治,中国夹在中间。

  那出路什么?独到性优势还不明显的时候,还得靠成本优势,这里最重要的是继续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体制成本。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

  那么,中国经济的机会在哪里?

  品质与便利。我们的产品数量没问题,价格竞争力没问题,过去20年,中国的出口产品品质较好,但内销产品的品质跟不上内需的要求。

  为什么现在舍近求远都去买日本、德国的产品?因为国产的品质太差。另外,收入提升就是人们的时间成本上升,带来对服务便利性的新要求。

  全球还是大舞台,开拓新市场。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收入差还有10倍,人均收入不过全球第85名,尚有不小的比较优势。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可开拓新市场的潜力很大。世界很大,很多市场没有好好去开拓,我们这20年就是制造能力很强,商业能力不强。

  虽然全球经济发展减速,但是新兴市场份额在上升。做得好的,你看华为,180个国家和地区设办事处,包括伊拉克。华为动员这一代人杀出去。你在不同的文明、文化、语言、法律、人际关系里头从事商业活动,是很大的挑战。要学习下当初中国改革开放时,外资是怎么进入中国的。

  城市化下一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加速,成就巨大。但是城镇化的上一程偏重于城镇占地、投资、建楼,对更多人口融入城市、创造较高品质的城市生活,以及统筹城乡,还不够重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这里头有巨大的机会。

  我刚从纽约回来,纽约地铁破成那样,但是地铁是四条线。什么叫四条线?中间两条是快道,两边是慢车,你去很远的地方,很快,也不用转车。快慢速分开,统筹最大的运量。

  我们北京、上海全是两条线,两个机场之间走俩钟头还不一定能到,怎么能叫国际大都会呢?所以千万别说没机会了,把我们这个城市变成有吸引力的,鼓励人们在里头好好生活的,我们的知识、管理、人才、法规有的是事情可干。

  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限制条件,但都有机会空间,问题是什么样的作战方式,可以把下一个机会真正开发出来。

  无论要抓哪个机会,都离不开今天的关键词,创新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创新,经济就很平庸。经济可能总量也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不会比人口的增加快多少,所以人均没有多少增量。

  经济学把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定义为现代经济增长。穷的时候大块收入用于购买食物了,只有人均收入超过临界点,才会引发其他消费,带动经济结构的改变。

  什么是创新?熊彼特列出了五种创新类型:

  1、引入新的产品,或改变现有产品质量,不能永远是一种产品。

  2、引入新生产方法或者工艺。

  3、开辟新市场。

  4、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来源。

  5、创立新的经济组织,我们这里叫做商业模式。

  创新理论为什么说没有创新,经济就很平庸?

  一个产品,一个新的商业,一开始成本都是高的,因为没有批量,生产也不完备,前后左右都不熟练。然后熟能生巧,有规模,一台设备下去,生产一百万双鞋,成本会越来越低。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下到一定点之后,它一定会再上去。

  为什么?因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竞争就激烈了,这个工人大家都要,土地大家也都要,追加的增量会引起市场上价格的上升,不管你付出多大努力,成本曲线还是会上去。这就是所谓的成本曲线规律。

  那问题来了,怎么对付这条曲线?一个容易懂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成本下降的过程尽量延长,第二是当发现成本曲线出现抬头的时候,加强成本控制。

  但经济学家说,你即使用上浑身招数,成本最后都会上去。

  熊彼特说,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不在同一条成本线上运动,做成另外一个产品。你说造摩托车人工贵了,就用同样的人工造汽车,成本就相对不贵了。同样,造汽车时人工贵了,你再用这些人工来造飞机。

  这样我们来看整个成本管理的思想:

  第一就是给定一种生产方式,里面是有节约成本的空间的,在市场上,有的公司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最后终归逃不过一劫,成本一定会上升。

  最终决定你这家企业能不能基业长青,能不能一直在市场叱咤风云,是你能不能让你的产品不在一条成本线上,能不能一招跟着一招出来,找到新的成本线,让成本相对不断降低。

  引进新的产品,所有成本参数即便跟原来一样,但经济含义不一样,这是所谓的创新理论。

  然而,这个理论并没有说创新一定会发生,而且你看整个经济史、产业史、技术史,创新非常罕见。

  创新到底怎么发生的呢? 有厉害想法的人凑到一起。要有一个氛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人跟他呼应,那个想法就会衰减。所以厉害的头脑不是孤立产生的,真正影响时代的那个想法是聚堆的。

  千万不要以为创新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凑到一起很重要,缺一个都不行。你只有原理不够,因为原理一旦应用,会有关键困难解决不了,就无法变成产品。只有科学家不够,发明家、支撑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工匠、企业家,一个也不能少。少了一个,有很多事情只能半途而废。一个想法从不成熟到成熟,没有一群同样厉害,或者比你更厉害的人帮你推敲打磨,高频互动,很难变成产业。

  这群人要有一个氛围,就是一种共同的心理倾向,这个中间有一个人物非常重要,就是能够跨界的桥梁式人物,能够跟工程师对话、跟科学家对话、跟政府对话、跟企业家对话。

  所以首先要认识到创新的重要,中国经济到今天,不创新是走不出去的

  周其仁: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是扶贫的第一要务

  没有谁喜欢贫困。历久以来,各国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常常把反贫困作为一面旗帜来高举。不过口号归口号,愿望归愿望,能不能实际做到,是另外一回事。要是拿效果来衡量,欲大幅降低贫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究竟什么事情最重要?

  从我略知一二的一段历史经验讲起吧。1978年中国农民差不多全部是贫困人口。官方统计报告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好像只有130多元——那是把公社分给老乡的粮食和柴草之类通通折价算进去的,现金收入每人每年不过几十元而已。我自己下乡的地方,属于国营农场还好一点,因为好歹每月开现金工资。不过走进老职工的房子,连接大、小两盘火炕的地方能放上一个刷了红漆的木板箱子的,就算富户了。农场周围的老乡,远要苦得多。“人民公社是金桥”唱了20年,家徒四壁的所在多有。东北可是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所以正常年景种地的还可以吃上饭。全国情况就没这么好,当时约2.5亿农村人口常年缺粮。

  怎么弄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招是“休养生息”,就是降低国家征购农产品(行情000061,买入)的数量,城市需求的不足部分,动用外汇进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农民“减负”——横竖政府少拿人家10斤,农民就多了10斤。是新政策,因为多年来统购统销压得农民没有喘息余地,“卖油娘子水梳头”,种田人吃不饱饭。

  外汇有限——没有今天直逼10000亿美元的储备——港口粮库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在减少征购的同时,国家决定提高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是最早的“两轨制”:征收任务内低价,超任务部分加价。这一招重要,因为与单纯的“减负”不同,提价有刺激农民增加生产的作用。当然也是收入分配的调整——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财政要给尚领低工资的城镇职工发食品补贴。

  第三招就是包产到户,废除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不错,提升粮价可以刺激增加生产的意图。但农民要对价格信号做出增产的反应,非通过生产体制不可。如果你想多干,但多劳不能多得;别人磨洋工,却照领报酬,你还会保持增产的意图吗?不幸的很,人民公社就是这样一套不刺激增产意图的生产体制。结果是,一头市场迫切需要粮食和农副产品,另一头农民更迫切需要增加收入,可是中间架上了公社这座“金桥”,就两头满拧,怎么也不搭调。

  早就知道问题所在,否则为什么最早的包产到户在1956-57年就出现了?为什么后来几起几落,怎样“斗争”也无从根除?无奈那僵化得比化石还要硬的死教条,活活捆住几亿农民的手脚。非弄到天大旱、饥荒和死亡的威胁迫在眼前,才逼着农民采取秘密行动。这是1977年安徽等地农民故事的背景。谢天谢地,这一波来自底层的包产到户,遇到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上层建筑”——“实事求是”成为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凡事可以先试验再定夺。

  从此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以我的第二故乡黑龙江为例,“粮豆总产300亿斤”喊叫了多少年——任什么办法也用过了,包括让昔阳大寨干部接管省地县农业指挥权,也包括“用无产阶级专政办农业”——硬是在包产到户之后才达标。全国看,粮食年增产量翻番,农民增收,“希望的田野”就是那个时候唱起来的。

  依托这个实例——上世纪80年代初几亿农民大幅度提高收入、显著减轻了贫困——我们可以讨论本文的问题:究竟什么最重要?我看到的经验说,大规模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但决定性的一招是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

  不是说治标不重要。给定当时的历史条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压得那样苦,不立竿见影地调整一下,缓一口气,真翻了大船,就什么也不要谈了。问题是,仅靠“减负”所能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即便完全减除农民的负担——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农民还是很穷。根本问题是农业生产率低,而数量巨大的人口又被城乡隔绝体制强制在低生产率农业部门“就业”。不改变基本构造,提升生产率,从何大规模提高农民收入?

  有没有让农民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可能空间呢?有,很巨大。最明显的,就是粮食、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工业化几十年了,只容纳2亿城镇人口,还每家每户发了粮本和五颜六色的票证。后人所谓“短缺经济”,首当其冲就是食品短缺。我小时生活在上海,妈妈要在阳台上养鸡,受到干预后,就把鸡养在壁橱里!这是说,潜在的农产品市场容量巨大,只要生产出来,农民就可以增收。

  奇怪的是,就是不让农民靠他们的力气增产农副产品来致富。其一是统购价格过低,其二是公社生产体制吃大锅饭。加到一起,农民要自食其力也施展不开。于是,穷困不但与生俱来,而且仿佛永远难以改变。每年的扶贫款、救济粮,把农村干部忙的一天世界。

  先让人家把可以赚的钱赚到手不好吗?区区在下总算当过十年农民,知道很多普通的农民群众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根本就不愿意靠救济和补助过日子。自食其力在哪里都给劳动者带来莫大的愉快。没有劳动能力的是另外一件事,凡有谋生能力的,第一位的要求不是给点救济,而是给致富的机会。真正把机会之门打开,到底谁是“弱势群体”还未可预知哩!

  实在是匪夷所思的逻辑:一手紧闭机会之门,一手扶贫救济帮困。也是那个年代,我和同道去过一个“老、边、少”地区调查,那里产的木材、药材、矿产——都可以在市场卖大钱的——全部被低价统购,或者干脆就是国家垄断专营,本地老乡不得染指。同时,年年自上而下拨付大量款项,分配再分配,干部忙得不亦乐乎。记得调查报告有一个概述,叫“一手白拿,一手白给”。

  很幼稚地想过,白拿100,再白给100,当地人民是不是就没有吃亏?或者更慷慨一点,白给大于白拿,那个地区岂不就发了?后来才知道错、错、错!道理是,让当地老百姓(行情603883,买入)在市场上挣他们可以挣得的钱,除了挣得当期收入之外,还有能力的提高、信息的获得、以及契约关系的培育——下一步登堂入室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这在“白拿”体制下全然不见了。至于“白给”,要把补助发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又谈何容易?别的不提,一晃差不多20年过去了,那个地方官员坐骑之高档和新潮(进口的日本越野汽车),至今历历在目。

  不曾回应关于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机会平等的议论,因为我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人们的一种愿景(vision),还是对现实的记录和陈述?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对不起,我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于是我的愿景就只好实际一点:无论起点、过程和机会的不平等怎样难以避免,给普通人多增加一点机会吧。无论今天还是将来,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是扶贫的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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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阅读:经济 机会 出路 创新 体制改革

责任编辑:陈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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