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在于松绑放权

1评论 2016-12-04 19:44:22 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田国强 抢反弹必备短线战法

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基本放弃计划经济,通过采用各种激励机制,实行渐进的、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这样“三化”的松绑放权的改革,使政府的干预大幅减少,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从而使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而取得的。

   金融界网站讯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2016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思想中国论坛,于12月4日在北京金茂万丽大酒店隆重举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田国强表示,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基本放弃计划经济,通过采用各种激励机制,实行渐进的、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这样“三化”的松绑放权的改革,使政府的干预大幅减少,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从而使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而取得的。

  以下为田国强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

  首先祝贺颖一和成钢两位教授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也祝贺两位教授共同的导师马斯金教授,为中国培育出了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我非常这两位教授,为什么?在中国当前深化改革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学者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们两位做的非常好,上午两位的演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也得益于他们的两位老师。他们用激励机制理论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机制设计理论本身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中国具体的应用,对中国改革发展和治理的重大意义。

  中国经济学奖和两位做机制理论相关的研究是一种趋势,今年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完全合约和不完全合约的两位大师,事实上在过去十年当中,有五次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激励机制和相关领域的9个人,一共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大概有差不多24、25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理论的重要性,辐射到几乎所有的学科。

  今天主要讲四个方面:一是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议题和贡献是什么;二是机制设计理论的重要地位级其中国价值。大家都在争论下一步怎么做,中国在经济发展当中取得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三是从机制设计视角看中国改革成功的因素。四是如何以改革实现科学而有效的体制重构。今天讲的内容跟两本书非常相关,对于机制设计理论严谨性的介绍和思想,我出了一本书叫《高级微观经济学》。

  一、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议题和贡献是什么

  200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发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对机制设计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是“同时代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核心所在”,“该理论通过个人动机和私人信息,很大程度地扩展了我们对于最佳配置机制的理解”,“使我们得以辨别令市场运转良好或相反的各种情况,帮助经济学家、政府以及企业确定有效的交易机制、规则框架和投票程序,从而超越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我认为,这个评价是相当准确和到位的。

  为什么机制设计理论被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呢?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有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除了个体(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家庭或个人层面)在通常情况下都会逐利这一最基本的客观现实外,机制设计理论纳入处理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客观现实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经济人之间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很容易伪装,从而增加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弄不好就抵消了所采用的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样,如何应对这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应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就成了经济学各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和主题。

  由我的导师赫维茨教授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正是以信息和激励为关键着眼点,关注最基础和最根本的一般制度规则设计问题,为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或制度提供了一个一般性完整分析框架。用通俗的话来讲,机制设计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在个体自利性和私人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条件下,对于大到一个国家的顶层设计,小到一个单位或家庭的委托代理关系所想要达到的既定目标,能否及怎样设计一个机制(即制定什么样的方式、法则、政策条令等规则)使得个体即使主观上追求自身福利、利益或效用,其客观结果也可达到社会、集体、改革者或设计者所想达到的目标。并且,只要可能,所用的信息成本是最小的。

  国内很多人以学派落划分,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激励机制理论和我们通常了解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制度比较分析,特别是奥地利学派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比如说在国内的经济学家非常的崇尚奥地利学派,否定新古典学派,或者是否定其它理论,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1.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

  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严格证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手的论断,竞争自由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唯一性(经济核极限定理)、公正性(公正定理)以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经济核定理)。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有利于国家统一,为什么英国的脱欧现象在谋划轻重下不是经济核。 一方面,赫维茨对新古典经济学秉持一种维护、拓展而不是推翻的态度,他温和回应了许多对新古典的批评,充分肯定新古典作为基准参照的极其重要性,从新古典那里汲取了公理化逻辑演绎推理的方法,非常注重科学性、严谨性。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新古典在解释现实问题上的局限性,指出了市场在处理一些经济问题上存在的失灵现象,从而需要找到替代或补充机制,发展出了自己的机制设计理论框架。赫维茨在现代经济学的领域内发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学术创新,颠覆性地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经济体制机制的方式。这种新的研究思维,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将制度、机制(如完全竞争、垄断)视为给定,寻求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条件下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或作出最优决策,而是进行逆向思维的情景研究,即将问题反过来,将经济环境视作给定(更符合现实),基于严谨方法来研究在期望目标下,如何创造一定的互动规则(即机制)来实现这个目标。很多人认为,机制设计只考虑目标不考虑过程,这是完全错误的,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执行力的问题。

  2.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赫维茨将制度比作“关于规则的规则”,也就是一系列机制的集合,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上的极端重要性,并用数学表达式严格地给出制度的定义,对制度进行建模,也对科斯定理的前提条件和不同情境适用性进行了严谨规范化的解读,试图建立机制设计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的沟通平台。此二种理论的共同点,都是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给定的传统分析路径,将制度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之内,被视之为是可变化、可设计、可塑造的。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两点:一是研究范式差异,机制设计理论采用严谨公理化逻辑演绎推理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基本采用的是描述性的分析;二是制度定义方面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如诺斯将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而赫维茨则认为制度是“关于规则的规则”,它“限制了可以接受的机制的种类”。

  3.与比较制度分析的比较

  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是由以赫维茨的另一位学生、也是我的同门师兄青木昌彦教授为代表提出的,钱颖一教授跟他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当时也参加过这个领域的讨论。这一学派的理论吸收了机制设计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养料,对制度的定义、制度的变迁、制度的比较等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基本也是从信息和激励两个维度展开讨论的。比较制度分析非常强调制度的自我实施性或自我维持性,也就是激励相容性,这是与赫维茨观点相同之处。二者的分歧在于,比较制度分析依然是以既定的制度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其对于制度设计视角的否定是不为赫维茨所认同的。

  4.与奥地利学派的比较

  赫维茨的经济思想与奥地利学派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对于分散信息、有限理性等的确认,对于市场机制、分散决策等的偏爱,但是在很多方面又存在着差异。赫维茨从不讳言自己受到哈耶克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更多还是思想倾向和哲学层面的,他所推崇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是当前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数理演绎推理式的,而非奥地利学派基于个体主义的描述性方法。赫维茨对奥地利学派的最大批评就是其严谨性,概念定义从而结论的模糊性,对于理论边界的界定不是很清晰,从而其结论容易犯夸大性的错误。这也是我对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过度热衷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而不重视基础经济理论提出的警示和批评。由于经济学又是一门外部性特别强的社会学科,具有很大的正负外部性。不像医生,医术不好,受损或医死只是个别人,一旦用错,制定出错误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影响和危及的不仅是个体,甚至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赫维茨则更加推崇用公理化的逻辑推理方法来提升经济研究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性。

  另外,赫维茨的机制设计理论与奥地利学派是哲学思维和范式方面的差异:机制设计理论是规范分析的“设计范式”,而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实证分析的“演化范式”,这两种范式都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解释了客观现实,因为有些制度是演化的,比如社会习俗或风俗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基本都是演化的,而正式制度安排大多都是设计的,如宪法的制度制定,美国建国初期基本宪法,就不是演化的,而是制定出来的,它导致了美国在短短100年多些的时间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是制度设计导致了好的市场经济的典型例子。经济体制的选择,如中国建国后计划经济的选择和改革开放后走市场经济的选择,包括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如果得不到政府将此作为制度安排确定下来,也就没有现在的局面。因此,对“设计范式”和“演化范式”不能以偏概全,完全肯定一方而否定另外一方。

  二、机制设计理论的重要地位及其中国价值

  1. 机制设计理论处于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地位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基准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机制设计理论主要从信息有效性和激励相容性的角度为基于其之上的相对实用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分析框架和平台。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与机制设计理论紧密相关或者由其延拓而来的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合同理论、不完全合约理论、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当前非常热门的微观经济理论前沿--用以研究如何有效提供公共品或不可分商品的市场设计理论(包括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均已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极为重要和活跃的研究领域,诞生了2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且近些年来密度越来越高,10年中居然有5年授予和机制设计理论有关的经济学家。

  2. 机制设计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价值

  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经济取得蓬勃发展进步之后,赫维茨对中国及其经济改革的兴趣越来越浓,他曾于1980年6月10日、8月12日先后两次致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表达自己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近况的强烈兴趣,并就自己所从事的机制设计理论研究对于经济发展效率与公平等目标实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阐述。从1984年6月7日至7月24日赫维茨通过中美“高级学者交换计划”来华讲学、访问开始,他多次到访中国,包括给邹至庄项目的人大福特班上课,对机制设计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则掀起了传播的高潮。

  在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里,信息有效性、激励相容 性及帕累托效率是衡量一个机制好坏的重要标准。赫维茨(Hurwicz, 1972、1973、1979、1986)证明了市场机制的信息利用的有效性,即,在信息不对称性约束下,只要每一个人或者至少有一部分人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那么产权明晰的竞争市场机制是最节省信息且产生了帕累托有效配置的机制 。同样是对一个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乔丹(Jordan,1982)进一步证明了竞争性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且产生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 。但是,纯交换经济是脱离现实的,那么在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情况下类似的结论是否成立呢?笔者(Tian,2006)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及严格的证明 。

  这些结论对于中国搞市场化的改革意义重大。当下中国正在推进的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场非常深刻的制度变革和体制转型,因而会涉及一连串的各式各样机制的设计,包括宏观国家层面的中央顶层机制设计,也包括中观、微观产业组织层面的机制设计。那么,大机制嵌套着小机制,旧机制伴生着新机制,如何避免诸种机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及其潜在的激励扭曲结果呢?这是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三、从机制设计视角看中国改革成功的因素

  在更好地筹划未来之前,有必要先看看前面已经走过的路,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有学者认为,中国能够在30多年里实现高速发展,归功于政府的主导,认为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对的。而笔者却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该通过控制实验的科学方法,以辨析出哪些改革举措和政府政策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差异因素,而不是拿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做对比(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是没有可比性的)。所谓科学,其核心就是通过控制实验,即将其他影响因子固定(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林毅夫拿其他国家对比,就不满足这个条件),以此找出两个因子之间确定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找出差异因素。

  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基本放弃计划经济,通过采用各种激励机制,实行渐进的、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这样“三化”的松绑放权的改革,使政府的干预大幅减少,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从而使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而取得的。按照控制实验科学方法的说法,也就是,除了固定的因素之外,新的因素是:较大程度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采用各种激励机制、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中国的巨大成就正是对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予以市场化改革才取得的。

  这些新的因素才是中国改革或不改革差别巨大的科学原因,深化改革就是要更彻底地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以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尽管许多原有的因素,如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是本来就有的,因此不能将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归结为是由于政府主导或政府干预所造成的这样的巨大差别。如不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改革,只是认为固有的因素重要,又不恰当地拿他国进行比较(犯了拿鸡和鸭比较的类比错误),就不太可能得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从而不能辨明改革走向何去何从的这一方向性问题,从而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才取得的结论。由于遗忘了这样的科学比较方法,凡是人们谈论到新因素的时候,特别是谈论“三化”的时候,就以为这些人不重视,甚至是在否定那些原来就有的固定因素,从而被林毅夫等人贴上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标签。

  也正是这些新因素才使得中国的体制机制变革朝着把激励搞对的方向行进。如同诺斯对赫维茨在机制设计方面的研究工作所给予的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没有私有产权,没有西方法制,最初没有竞争,但有激励机制。Hurwicz的激励机制的工作十分重要。”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把激励搞对,而所面临的问题也在于没有把激励搞对。具体来讲,激励来自三个方面,都是有关于人的激励问题。

  四、如何以改革实现科学而有效的体制重构

  最后这一节讨论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方法论,机制设计理论在这方面有其重大的指导作用。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就是要更彻底地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以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就是制度的设计或机制的设计,如能设计出好的制度安排或机制,不仅可以解决当前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而且能为进一步的改革深化扫除障碍,使改革不致走弯路,付出更少的代价。

  1. 改革要以满足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为前提

  从宏观的层面来看,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需要认识到两个基本客观现实:个体逐利性与信息不对称。在此前提下,一项改革或制度安排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就要满足机制设计理论所界定的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让大众从改革中获利,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势能和动力。这也是笔者在《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一书中所指出的成功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

  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要求所采用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并且在个体逐利达到最优结果的同时,也实现改革者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这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里的个体可以是地方政府、政府部门,也可以是产业、企业及至最广大的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也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激励都要搞对,改革才能得到很好的推进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2. 改革要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为导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谈的是改革与市场,我们必须考虑到界定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里讲了政府、市场、社会,哪个最重要呢?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治理边界的界定。我们的学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市场能够发挥好的作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政府能够发挥好的而不是多的作用,政府的基本作用是维护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市场的持续,严格的活动执行。维护公共服务,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等等。第二个是主次之分,谁是关键,是市场、社会,还是政府呢?答案是制度。靠制度合理的界定和理清它们之间的边界,要靠制度来制衡周围主体的政府去理清,就是政府的定位问题。这里面牵扯到大家谈到的法治是制度的制,还是治理的治。法治的首要作用就是制约政府的行为,约束其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是为了保护市场不受"看得见的手"随意干扰,包括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契约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

  法治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具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决定了市场激励机制的效果和社会规范行为的好坏。需要说明的是,法治并不意味着法律越多越好。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监督、执行成本很大,或者大家都不去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民主能制约执法者,防止执法者成为法治的破坏者,从根本上保证法治,这就是民主的好处。因此,民主和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制度保障。要建立好的法治体系,也需要充分尊重民意,这就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法律和规定。尽管民主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或充分条件,但一般来说,它能保证法律的公平和合理。

  民主靠的是什么呢?民主就是分权,具体来说,分权包括政府部门之间分权,上下级政府之分权,政府和民间分权,以及民间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人之间的分权,即不让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利益集团手上。为什么要分权呢?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个体逐利。由于经济活动方面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因而需要采用分散化决策的方式,再加上个体的自利性,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就需要采用间接诱导的激励相容机制,以此给予人们尽可能多的经济上的自由选择权。现代国家制度作为一个整体,从长治久安和经济长远发展来看,在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两个最大的现实约束下,分权、民主与法治一环扣一环,形成了三者缺一不可,可执行的激励相容机制。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来讲,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是最重要的。

  总之,只有从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法治和分权的公民社会这三个维度的综合治理着手,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才能同时解决好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根除腐败和行贿受贿现象,建立起健康的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关系。这样,它们之间应当是良性互动的关系,惟其如此,政府方才可以不断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执行,强化市场方的效率、效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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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阅读:思想中国 田国强 改革 放权 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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