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林毅夫谈年中经济:应在扩大总需求基础上改革

1评论 2016-07-27 09:46:00 来源:金融界网站 作者:林毅夫 2018年A股放心王

“如果政策方向明显,能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补短板开始,再加上降成本,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就会比较好,并且现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杠杆率高的问题,就容易得到缓解,经济维持6.5以上的增长完全有条件,并且经济也会更健康”,林毅夫如是说。

  林毅夫解读2016年中经济形势:应在扩大总需求基础上进行结构性改革

  金融界网站讯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但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保持6.7%的增速,没有持续回落,关于中国经济预期的分歧一直存在。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呈现的断崖式下滑也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关于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以及接下来中国经济应该如何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林毅夫教授在接受金融界网站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其中既有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问题。

  他指出,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按照GDP计算,中国已经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15%,如果每年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考虑到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是3个百分点,对全世界的增长贡献就是1个百分点,全世界3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中国。

  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的大背景下,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林毅夫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像日本一样经历长达十年、二十年的增长疲软。但是中国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结构性问题,并且有领导力推行结构性改革。“出口的增长放缓是不可抗的,所以更多的必须靠内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情况下进行结构性改革”,他说。

  而要保持投资适度增长,他认为目前还有很多投资机会。“比如补短板;比如产能过剩的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 2015年进口的1.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都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可以进行从中低端到中高端的产业升级;基础设施也有很多瓶颈,地下管网、地下铁路不足;环境以及城镇化,这都是投资的机会。”

  再者,他认为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回落是不正常的。“如果政策方向明显,能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补短板开始,再加上降成本,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就会比较好,并且现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杠杆率高的问题,就容易得到缓解,经济维持6.5以上的增长完全有条件,并且经济也会更健康”,林毅夫如是说。

  以下是访谈实录:

  金融界:二季度和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都已经出台,经济增速都是6.7,市场评价也好于预期,您之前一直认为“十三五”期间是可以在6.5以上的,这个数据应该也符合您的判断,您对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是怎样的评价呢?

  林毅夫:从我们自己对数据的比较来讲,去年6.9的经济增长,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今年的6.7是在6.9的基础上又往下滑,所以经济还在继续下滑,这不仅可以说现在6.7的增长速度是90年代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下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里面所讲的6.5以上的经济增长,我想这个是大家关心的。

  关心的一方面是十八大提出第一个百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GDP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要翻番就实现6.5,我想这不仅是一个政治任务,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我们到2020年能够达到6.5的增长目标,我判断发达国家,比如美国顶多就3%的增长,我们人口增长率比美国低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每人至少比美国高3.5个百分点。照理说我们劳动生产率增长比较快,货币要有真实的升值,所以如果把升值的因素考虑进去,到2020年,我们应该可以达到127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GDP统计这就是高收入国家。我们是第三个二战之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国家,当然这还是一个比较低水平的高收入,无论怎么样,这是一个里程碑。

  现在世界经济增长也很慢,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我们的6.5好像跟过去9.7的增长相比,低了3、4个百分点,但是现在按照GDP计算,我们已经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15%了,6.5的增长就是贡献了1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无非就是3个百分点,到了3.5个百分点之一,所以全世界3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中国,而且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不好,如果重要的经济增长再放缓,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整个国际增长的态势就不好了。

  所以,我想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怎么理解从2010年以后我们经济的持续下滑,一个季度接着一个季度的往下滑,而且似乎还没有触底回升的情形。当然了,这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经济下滑主要是我们国内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造成的,而且好像也很有说服力。体制方面,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政策目标,还有很多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还没有完全消除,从现代经济学来看,只要政府有干预,一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一定有效率的损失。

  还有机制问题。比如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但是投资在我们经济当中的比重还很高,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没有完全改变,过去认为这是不可持续,所以现在经济继续消化,这不就是代表这是不可持续吗?还有一些结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产能过剩、库存太多、杠杆率太高、政府的各种费用太高,还有各种短版,这些都有经济代价。我想,我们确实都存在问题,但必须问的是,这是不是从2010年以后让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一定有代价,但是不是主要原因?

  我个人来看,我们为此付出不少代价。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有一些可能是新的问题,比如产能过剩是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不是让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其实也很容易证明这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其他不同发展程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也都下滑了,而且同一时间里下滑的幅度都比我们高,但他们有很多本来就是市场经济,比如巴西,原来就是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像俄罗斯,都是全盘私有化了。另外,我们说我们投资太多,但是他们投资不多,消费的比重很高。所以我们所谓的市场面最终划为国有企业的比重太高,我们的钢筋水泥电解铝产能过多,这些问题他们都不存在,他们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严重不足,为什么和我们一样下滑?下滑幅度比我们还大?而且不仅是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可以看东亚这些高收入表现经济体,新加坡、韩国、台湾,也是从2010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下滑速度比我们高,他们是高收入、高表现,也就是在高收入经济体中,他们还是表现比较好的,照理说我们这些体制、机制、结构问题,他们都不存在,但同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我想,既然这些结构问题,或者体制机制问题他们没有,他们也下滑,那一定有除了体制机制结构之外的原因,这些原因一定是共同性的,这些共同性,一个是外部性、一个是周期性。

  外部性是因为2008年危机以后,发达国家还没有复苏,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普遍还很高。美国好像表面上失业率比较低,但劳动参与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因为把劳动比例下降那一部分算进去,因为美国的失业率统计是一个劳动者一个月不去找工作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不在失业统计里面。所以,它的失业率还是在8%、9%,还是高失业率。也有很多证据证明说,从2008年危机到现在,美国的工资收入没增长,失业率高,而且家庭收入增长慢,影响到消费增长爱基,净值,资讯一定慢,并且在危机之前,家庭的负债太高,所以他们要修补平衡表,收入增长慢,还要增加储蓄,那消费增长更慢。

  发达国家的GDP还占全世界的50%了,他们还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他们的需求增长慢、进口慢,导致对发达国家出国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就慢了,这个非常明显。在2008年之前,国际贸易的增长是国际增长的两倍,现在国际贸易的增长比国际增长还要慢,这将影响到我们出口增长,还影响到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东亚这些高收入经济体。出口增长慢一定影响你的经济增长。

  2008年突如其来的危机使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支持投资项目,这些项目5年、6年过去都建完了,可是国家经济都还没有恢复。所以,如果没有新的去支持这种投资的项目,投资增长一定慢,所以经济增长会慢,我们所幸就业还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家庭收入还在增长,至少到去年为止,家庭收入增长比GDP的增长还快,所以消费还是维持比较高的增长,因此我们才会维持在7左右的这种增长,其他国家的收入没有我们快,消费增长就慢,所以他们下跌比我们还厉害。我想这是主要的因素。

  这时候往前看,我们怎么样来应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像日本,长达十年、二十年的增长疲软。之所以发生危机,一定有结构性的问题,要不然就不会发生危机,但是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非常慢,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涵跟我们不完全一样,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降低福利、减少政府财政、金融机构去杠杆,这些短期都是压缩性的,所以发达国家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长达十年二十年的增长疲软,我觉得我们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比,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结构性问题,我们有这样一个领导力去推行结构性改革,这是我们跟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但是,在推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必须放到这样的一个国际框架里去,了解我们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有这些结构问题,但不是主要的,并且我们还必须判断,未来这些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很可能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相对慢的,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结构性改革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状况下进行。

  我们在理论上过去是把扩大总需求和结构性改革对立,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扩大总需求和结构性改革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比如补短板,比如现在有产能过剩,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 2015年进口1.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都是我们自己不能生产的,为什么不能产业升级呢?从中低端到中高端需要投资;基础设施也有很多瓶颈,地下管网、地下铁路不足,一下大雨有1000多个城市淹水,就代表地下管网不足,那都是很好的投资,环境还有城镇化,这都是投资的机会。

  所以,不要认为扩大总需求和结构性改革是矛盾的,其实是结合的。而且如果我们预期未来外面的需求少,我们在结构性改革要从补短板开始。补短板就要投资,如果投资,对这些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的需求就增加了,产能过剩就比较少了,就比较容易去产能,而且如果需求多了,企业的盈利就会好,过去借的钱就会还了,杠杆就下降了。而且你这么做,维持一个比较相对快速的增长,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会好,这样的状况之下,对现在库存多的房地产的需求就会增加,所以库存就会消化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从补短板开始,再加上降成本,因为外部需求,我们把成本降低就会增加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样,我认为维持6.5以上的增长完全有条件,并且这样做,我们的经济也会更健康,因为解决了结构性的问题。

  这里面我想要改变一些观念。比如过去我们把投资和消费认为是完全对立的,认为过去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讲投资就认为会产生过剩,认为必须改成消费。但是增加消费,不能减少钢筋水泥电解铝的产能,对它的需求没有增加,反过来投资一定增长产能过剩吗?不会,发达国家也许会,因为发达国家没有新的部门投资,我前面讲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它现在需要减少产能过剩,如果要投资,可能有一两个新的部门,比如 3D打印、电动汽车,只有一两个部门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而且技术支持都不是特别成熟,再投资的都是现在已经产能过剩的部门,所以为什么发达国家利息那么低,都是负利率,大家还不往实体经济投资,利息那么低,只不过补利息做投资。可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箫条的时候降低利率没用,因为人家不会去投资。

  我们发展中国家即使现有的部门都产生过剩,还可以投资到产业升级的部门,机会很多。所以,简单的一提投资就认为产生过剩,首先这是不对的,而且这个投资不仅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并且补短板可以减少产能过剩,因为投资需要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对似是而非的问题想清楚,如果结合中央提出适度扩大总需求,这种总需求来结合补短板,就会创造现在过剩产能部门的需求,过剩产能就会减少,我们现在杠杆高的无非就是那些盈利不好的产业,需求增多,它的产品价格、它的盈利增加了,赚钱就会还钱了,杠杆就下来了,所以其实是可以结合来做,而且如果这样,民间的投资就会有信心,因为大家对未来的发展预期好;而且提供产业升级方面的投资,政府的投资来创造这方面投资的条件,民间当然也都会跟着去投。

  金融界:现在其实是又一次全球大箫条的时候,或者说全球产能过剩?

  林毅夫:所以我们现在讲发达国家确实有产能过剩,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慢,有需求不足,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需求。比如我前面讲,我们一年进口1.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这就是很大的需求。如果我们往那边投资,国内有需求,而且如果投资符合比较优势,照理生产成本应该降低,我们有竞争力,我们还有国外市场,如果我们发展比较快,我们会进口一些产品,我们不仅是取代别人的市场,我们也给别人创造市场。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德国最大的奇迹的根源是中国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快了,在产业升级的时候,那些机器设备大部分从像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进口,所以它的经济也会发展。然后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快,收入提高了,我们不仅买机器设备,还买一些高档消费品,就给法国这样的国家创造市场。所以我想,现在世界上最差的就是,大家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怎么找到一个推动力。

  金融界:就是说我们重点可能从出口转移到国内的投资,但不再投向以前的一些部门,而是投向您刚才说的产业升级,或者是能够更大的去拉动我们国家内生发展动力的这些部门。

  林毅夫:对。其实我们不会再去投资那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那方面有产能过剩,而且我们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爱基,净值,资讯了,我们要投资技术含量更高的,当然好像有进口替代,但我们在投资这些产业的时候,除了钢筋水泥之外,我们也要机器设备,机器设备就从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进口,我们就给他创造市场,这样维持了经济的发展之后,实际上也给其他的国家创造了市场。

  2008年危机之后,2009年我们也开始提出基础设施的投资。发达国家目前一个最大问题的就是面临需求不足,失业率也很高,遇到危机以后,每个国家其实都会有一些结构问题,不然不会有危机,这个情形在发达国家是这样,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的。过去发展中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通常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或者申请援助。通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开出三个药方,第一个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第二个结构性改革,在短期通常是压缩性的,会减少投资、减少需求、减少经济增长、减少救援,可是发生危机的国家通常失业率很高,增长率也很慢,在这种状况之下,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建议他们大量贬值货币,利用贬值创造外国市场,外国需求增加就业来对冲结构性改革的收缩,这两个政策的推行要一段时间,政策还没有完全发生效用之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渡过短期的难关。

  这一次这个政策在发达国家不适用,为什么呢?比如南欧国家有主权债务危机,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应该减少福利,应该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但是它自己没有货币,它是欧元,欧元能不能整体贬值来给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不行。因为他们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产品是跟美国、日本竞争的。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欧元贬值来增加欧元区的出口,给这些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它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取代的是美国的市场,美国出口减少失业就要增加,美国、日本就会出现所谓的竞争性贬值,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以贬值的方式来创造外国市场,给自己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所以我对发达国家的付出会比较悲观,但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发展中国家有基础设施的瓶颈,从某种程度来讲,发达国家也有,而且有各种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每投资一块钱,就会增加7毛钱的进口,其中3.5毛钱来自发达国家。所以如果有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会创造足够大的需求,解决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瓶颈,对发展中国家有好处,对发达国家也有好处,我在2009年初开始提出这个建议,当时大家还不太注意,认为危机很快就过去,但现在越来越多人赞成这个观点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专门在世界增长报告里面提议,经济箫条的时候是进行基础投资最好的时候,因为短期创造就业、创造需求,而且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

  现在的问题相当于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中国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同时,为什么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为什么我们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得到那么大的欢迎?实际上它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瓶颈,它也会带来全球需求的增加,如果这个规模足够大,也有可能帮助发达国家避免像日本那样遗失20年。

  金融界:最后一个问题,上半年经济数据中,最让市场担忧的是投资增速的全面下降。

  林毅夫: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方向比较明显,能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上用补短板的方式,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就会比较好,并且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杠杆率高的问题,就容易得到缓解。

  金融界:您觉得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回落是正常的吗?

  林毅夫:我不认为是正常的,政策好的话就会改善。

关键词阅读:林毅夫 民间投资下滑 总需求 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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