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贯彻全面二孩需要社会保障建设配套跟进

2015-11-02 03:48:48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李宇嘉

  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这是自1971年计划生育,尤其是1980年“一胎化”以来,人口政策最为重大的逆转。人口出生率上升与股市、楼市、消费品市场繁荣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不仅为国内外学术界量化,也被各国实践佐证。二战后,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婴儿潮”,带动了玩具、消费品、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繁荣,开创了战后经济高增长和东亚奇迹。

  不管是探讨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高增长的“中国模式”,还是分析本世纪初开启的楼市“黄金十年”,国内外学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以及每一轮“婴儿潮”顺势转化为20年后的回声“婴儿潮”(“婴儿潮”的下一代),带来了庞大的消费人群、净储蓄贡献者、人口红利以及适龄购房人群等,这些因素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

  如今,我国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物质得到极大丰富,但伴随工业化而推进的城市化(房地产建设),在后工业化也告别经济高速增长。因此,物质资本积累要让渡于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的增长,即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

  国际经验证明,新增长动力要在广阔的内需市场中培育和成长,但长期低于人口替代率(2.2)的生育率(1.4~1.5),其滞后影响开始显现。更突出的问题是,我国老龄化、少子化叠加了劳动人口减少,不仅政府面临不断加大的养老投入压力,“421”家庭结构下居民生存负担很重,内需不振。

  尽管全面二孩政策受各方赞赏,但业内并不认为可以让生育率恢复至替代率。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就是前车之鉴。当时符合政策的“单独”夫妇有1100万对,但截至今年5月,申请“二孩”的家庭仅在13%左右。

  目前,我国1.5亿独生子女家庭中,0~15岁孩子的家庭有7000万~8000万,这是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生育主体,但要除去符合“单独二孩”和农村“一孩半”政策的独生子女家庭,算下来只有6000万受益于政策,这还没有扣除晚育下“非适育”妇女和不育不孕者。

  事实上,后工业化的今天,全球各国呈现出低生育率态势,低于2.2的更替率水平是常态,即便是生育补贴高、养老保障完善的发达国家也概莫能外。

  根本原因在于,在低增长和服务业主导下,工作和竞争压力加大、智力投入加大,妇女工作参与率提升,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增加。同时,全球城市化进入中速增长或稳定期,传统农业社会下“靠人”的养老模式(养儿防老)被社会化养老取代,养老更多需要收入累积,增加生育反而会影响养老。

  综合研究数据,全面放开二孩后新增年出生人口在300万~800万,加上目前每年1700万左右的出生人口,预计到2017年出生的总人口在2000万~2500万。但是,由于长期计划生育宣传和严格执行,在生育旺盛期女性减少以及低生育率惯性的双重作用下,在出生人口出现阶段性高峰后,继续减少的趋势难以改变。学者预测,可能需要两三代人时间,才能将生育率拉回到缓慢上升的轨道。

  因此,在努力稳定出生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把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作为重点工作,这也是稳定人口数量的前提。

  首先,要认识到在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速增长期,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是全球趋势。当前我国内需型增长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主导任重道远,低生育率的负面影响很大。

  其次,要将社会保障建设作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政策。一是在产假和产后工作等权利上,要保障产妇权益;二是对于低收入家庭二孩实施生育补贴政策;三是医疗、养护和义务教育(覆盖到高中阶段)等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和补贴力度;四是尽快“做实”养老保障,彻底解除生育对于居民养老冲击的后顾之忧。

  从2013年单独二孩到今年全面二孩政策,这看似只是我国人口政策调整迈出的“一小步”,但这折射出监管层对人力资本关注度的迅速上升,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战略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转变的开始。同时,全面二孩政策也将改变人们对生育权的看法,也意味着我国未来将在人口发展社会保障上增加投入。

  笔者认为不仅要算短期的经济账,更要从长远角度看待全面二孩对提振内需和经济转型,甚至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阅读: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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