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四大变化

2015-10-30 06:06:37 来源:上海证券报

  ■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着种种的困局,这是因为四个方面发生了变化。第一,发展阶段变了,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必须对原有生产体系进行重新构造;第二,市场变了,过去是短缺,现在面临的是过剩。今天主要问题由生产变成了开拓市场。开拓市场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做供给端变革,需要做收入端变革;第三,国际环境在改变;第四,游戏规则变了,现在追求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经济正在搭建两个平台,在上演两台大戏。第一个是转型升级的平台,上演升级版中国经济发展大戏,它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第二个是走向世界的平台,上演经济全球化的大戏。中国经济的未来将由这两个平台、这两场大戏来唱主旋律。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银行信贷债券市场驱动转向资本市场驱动,这个大方向已经明确。没有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因为信贷驱动已经碰到了天花板。

  宏观经济:增长有底线无高度

  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国经济,如何展望未来的中国经济,确实是现在各方都很关注的话题。简单地说,纵向看,今天中国经济的表现可能处在多年未有的困难之中,特别是传统产业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困局,集中反映在业绩大幅度下滑,反映在成本的高企、市场的过剩。但是我们从横向看,今日中国经济也不是那么糟糕,可以说还说得过去,即使大家对7%左右增速不相信,但是退一步说,也比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快。中国经济还存在很多亮点。

  纵向看不佳,横向看还说得过去,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典型概括。

  再具体点说,目前中国经济可以称为“有底线没有高度”。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经济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即到2020年要实现经济总量再翻一番,实现人均收入倍增的阶段。因此从这样一个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当前政治目标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不可能出现明显的萧条,可能会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增长。这就是底。

  我们有条件做到“经济有底”。一方面我们有这种潜力,更重要的是,眼下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新经济迅速增长、传统经济加快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抱有太悲观的认识。从政府掌握的资源角度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都还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使用足够多资源来维持最基本增长。

  从中国经济基本面,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样一个发展趋势说,我们并没有到了中断的阶段,改变的只是速度、程度,但是四化趋势还在持续,因此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必要的增长。另一方面,从我们面临的转型调整的形势来看,新经济正在加速成长,传统经济在加速转型,这也会产生出新的动力、新的增长力量。因此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没有理由太悲观。

  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7%左右的增速,这是实现至2020年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需要达到的最基本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发生四大变化

  之所以说“没高度”,是因为同样这个阶段,又是一个转型升级的痛苦阶段,一定意义上这是爬坡的艰难时期。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也没有理由过分乐观,因为现阶段确实面临着种种的困局,这是因为四个方面发生了变化。

  第一,我们发展阶段的变化。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成长,就像一个人经历了长期的快速运动之后,到了一定阶段他需要调整、需要休养生息。从中国经济本身来说,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以后,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可以说,阶段的变化意味着原有的生产体系、经济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如果我们还是延续着原有生产体系、经济体系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必须对原有生产体系进行重新构造。

  没有调整,不可能换来新生。然而,这种调整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必须需要一定的时间,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在这些没有终结之前,也就是在新的生长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中国经济不可能持续原有的辉煌,这就是阶段变化得出的结论。

  第二,市场变了,过去是短缺,现在面临的是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到买方市场,这种市场环境的变化,我们的政策体系也需要变化,但是我们政策体系长期以来都是以生产作为主导,也就是把解决生产问题作为政策着眼点,而今天主要问题变成了开拓市场。

  开拓市场需要政府从建设者、生产者的角色转到服务者,转到监管者。而要改变这种角色,对政府而言,显然是一场根本性的转变。从解决生产问题到解决市场问题,对政府来说,没有经验。而今天,我们要解决过剩的问题,又涉及两方面的变革。第一,供给面变革,这种改变动力来自哪里?我们还习惯于靠政府,靠投资、生产,这条路实践证明已经走不下去。今天需要企业、民众、市场自己来解决。显然我们正在做,但离目标差距很大。

  还有,要实现开拓市场,我们需要对收入分配的格局做新的变革。

  要对失衡的收入分配关系进一步理顺。中国收入分配关系失衡表现在哪里?从政府、企业、民众三者而言,显然政府拿得多了,民众拿得少了,需要进一步加大民众收入的分量。从民众角度来说,显然城乡差距很大,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今天的过剩,最主要的矛盾在哪里?我认为,首先来自于农民买不起。跟工业化相比较,中国城市化进程落后,城乡差距悬殊,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突出,都折射出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折射出农民收入上不去问题的严重。

  大家可以想象,简单而言,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收入、有更高支付手段,今天中国大量的工业品不是没有市场。但是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农村消费环境的不健全以及农民收入上不去,制约这样一个进程顺利实现,就是从城市到农村,市场的跨越,我们跨不过去:第一,农民没有足够现金收入;第二,没有财产收入;第三,没有足够信用手段作保证,制约了中国农村市场长期滞后于国家发展。

  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最近10年中国城市市场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集中反映在由于高房价、高学费、高药费“三高”使得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白领阶层,在过去10余年时间里,他们的大量货币收入被住房、教育、医疗负担所挤压。可以用来改善消费、提升消费质量、优化消费结构的货币收入相对减少,造成了农村市场滞后之外城市市场发展的缓慢。这是市场问题突出的第二个原因。

  另外,政府政策也出现了调整和改变。从反腐败到八项规定,使得长期以来存在的公款消费巨大市场,在过去几年逐步地萎缩。高端领域消费品、高端领域服务市场出现阶段性低迷,这就是今天中国市场问题突出的第三个原因。此外,国外环境也在变,世界经济相对低迷使得中国出口市场也发生了新的困局,出口上不去问题越来越突出。所以,开拓市场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做供给端变革,需要做收入端变革,这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国际环境在改变。大家知道,过去30年时间中国很幸运,赶上了一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赶上了世界产业由发达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正好对接上了世界经济这轮大变革,特别是2000年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赢得了在对外经济领域里跨越式发展,因此迅速成为第一大贸易经济体,成为除美国之外利用外资最多的一个国家。而2008年之后,这些都开始动摇、改变。在出口领域面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压力,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压力,我们在国际市场遭遇了多年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和挑战。

  同样由于市场环境变了,自己的生产成本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国制造不再便宜,也成为我们在外部环境变了之后,相对竞争力下降的一个突出问题。从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竞争力的变化,双重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对外经济板块,我们急需摆脱靠外资发展所带来的动力,显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创造、发展。因此,外部环境的改变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发展。

  第四,游戏规则变了。十八大之后,中国游戏规则确实发生改变,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游戏规则,都在发生新的改变。从经济游戏规则来说,我们追求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对过去粗放的发展,对牺牲环境、牺牲民众福祉的发展,当代的领导人觉得需要改变,而且也正在引领改变。因而对长期习以为常的原有发展模式,当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还不习惯靠保护环境、靠科技进步、靠人力资本的进步、靠管理水平的提升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一句话,我们不习惯以创新驱动来推动发展,更习惯依靠投资推动发展,而不计代价的投资这条路显然已经走不下去。因此游戏规则的改变,必然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造成极大的挑战。我想,这四个环境条件的改变,就是我们眼下面临各种困境的主要的原因所在。

  从统计角度说,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第一靠投资,投资每年以20%、30%的速度快速成长,因而推动经济至少每年有5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第二靠房地产。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过去几年基本是两位数的增长,因此它对经济增长,直接拉动也有两个百分点。第三靠工业,工业每年都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的快速增长,因此对经济增长贡献至少几个百分点来自于工业。第四就是靠出口。出口增长每年也都是两位数,因此对经济的贡献每年也有两个点左右的增长。每年10%左右的快速成长,不就是由这几个因素快速的增长所推动的吗?

  今天,投资增速已经降到了10%左右,房地产投资已经降到5%左右,工业降到6%左右的增长,出口降到零增长,因此原有推动中国经济10%左右快速增长的因素,都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短期内,已经很难再复制原有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显然不现实。当前阶段的总体判断是,不会快速下滑,同样也不会快速增长,是处在一个有底线没有高度的增长阶段。

  解决之道:对内升级、对外开放

  从中国经济的现状看未来,中国正在搭建两个平台,在上演两台大戏。第一个平台叫转型升级的平台,上演升级版中国经济发展大戏,而这个平台正在搭建之中,才刚刚拉开序幕,因此还构不成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是它一定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动力。第二,中国在搭建一个走向世界的平台,上演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大戏,就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主线,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作为重要内容,以自贸区建设作为制度安排,以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投融资平台作为支撑这样一个走向世界的平台。

  两个平台、两场大戏一旦上演成功,我们有什么理由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悲观。中国的未来将由这两个平台、这两场大戏来唱主旋律,我们要看到正在发生的变化、未来可能发生的更大变化。

  我想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将呈现三大趋势。第一个趋势就是跨国的趋势,为中国的企业家、投资者走向世界、实现全球配置资源进行销售创造条件。我们必须顺应这个趋势,把握、抓住这个趋势。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大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跨国公司数量的多少以及跨国公司竞争能力的大小。而今天的中国强是因为体量大,弱是因为跨国公司少,跨国公司竞争能力弱。所以实现跨国经营,是实现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跨越必须补上的一课,也是一个客观的趋势。

  第二个趋势是跨界融合。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今天的中国也正在发生变化,变化的一个标志,就是原有的产业、原有的商业模式、原有的市场经营方式正在发生改变,而改变的突出特点就是跨界。跨界至少表现在三个领域,大家要关注:一是互联网+现代金融+产业,这个跨界趋势是确保企业在未来能有竞争力、能够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的路径;二是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从设计、研发到制造到市场营销,必须形成一个有机的发展链条;三是城市与农村融合,就是我们的产业、企业必须关注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兼顾起来。

  第三个趋势是跨所有制整合。这 同样需要在两个方面加以关注: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怎么整合;二是国内资本跟国际资本怎么整合。我想,只有实现了国有经济跟民营经济的整合,实现了国内资本跟国际资本的整合,未来的中国经济才会有新的增长力量、新的增长源泉、新的增长优势,这就是所谓的跨所有制整合意义所在。大家最清楚,今天中国国有经济有实力没有活力,民营企业有活力没有实力,将两者结合,一定会形成新的增长力、新的推动力。

  中国有四个红利正在积累之中,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和挖掘的。

  第一,人力资本红利正在积蓄和释放之中。数量的红利我们正在告别,而人口质量红利远没有得到释放,恰恰人口质量红利是未来支撑中国经济成长一个重要的力量源泉,今天政府正在创造条件,正在改变环境,让人力资本变得更有价值、更有创造力。第二,全面改革的红利。我理解的全面改革的红利,就是简政放权所带来的微观红利,也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带来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现在企业的注册、市场进入的门槛、企业投融资环境都在出现一些新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积极的,是健康的,是值得期待的。一旦这个改变真的成为大范围的深层次的不可逆的改变,可以想象,这种改革红利对中国经济的促进力是巨大的。第三,深化或者扩大开放的红利。可以设想,随着人民币国际化逐步实现,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一定会迎来更多的红利,中国的市场将更加开阔,中国的要素将更加充裕,中国获得的各种新生产力的源泉将更加丰厚。第四,万众创新的红利。过去我说中国有成为英雄的土壤,但是没有一个创新的土壤。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改变,知识产权的保护正在进一步健全,对投融资自由公正的渠道正在建立,对创新风险、创新成果分享的公平机制正在建立。一旦这些建立健全,那么由万众创新形成的推动力所带来的变化,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目前四个红利正在积蓄释放,但是它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进一步拓宽,进一步去释放。如果真正成为主动力,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一定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经济发展需要资本市场

  近阶段股市有所反弹,大家也都比较关心我们的股市。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资本市场,股市还会牛,但不是以前的疯牛,可能将进入慢牛模式。

  第一,经济发展战略由银行信贷、债券市场驱动转向资本市场驱动,这个大的方向已经明确。没有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因为信贷驱动已经走到了天花板,我们需要尽快转变到靠资本市场来驱动,这是一个大的宏观背景。修复资产负债表的需要也决定了资产证券化成为主渠道,这一轮资本市场的复苏以及目前资本市场的震荡,都是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地方资产负债表需要快速的修复,银行和实体经济的资产负债表需要快速修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证券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另外,在转型升级阶段,资产的重组、资源的重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需要有相应的通道,而资本市场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中国资本(港股00170)市场的宏观背景没有改变,因此资本市场前行的基调不会中断,现在只是出现了阶段性的调整,而不是阶段性的结束。

  第二,资本市场的转换期开启。股市上半场天时地利人和,有这样一个难得发展的好时机,但我们把手里的好牌打坏了,由于过度加杠杆和泡沫化等各种各样的因素中断了这样的发展态势,但改革开放的深化、互联网经济、稳增长政策等多种因素都给中国经济基本面中的资本市场提供了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半场有可能是震荡,由于管理、机制和外部等因素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震荡分化的市场。

  第三,随着风险逐步释放、一些政策不断出台,股市大势会逐步趋稳,还会牛,但结构分化会进一步明显。所以整个判断是股市在深幅调整之后,前景依然可期。我们期望严冬过后能够绽放春蕾。

  关注“五个增长”

  我们需要关注未来若干年五个增长。第一是稳定增长。对中国来说,在发展战略方面,首先要解决中国经济稳定性的问题,要尽快地扭转眼下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没有中国经济的稳定,别的方面的调整和变革都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所以,稳定增长仍是未来中国政府首先需要去面对的问题;第二是均衡增长。过去我们在30余年时间里,做的是非均衡增长,就是东部地区率先增长、一部分人率先致富、工业一马当先等。未来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快地解决区域之间、产业之间、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各种非均衡的矛盾,也就是实现结构的相对优化;第三是有效增长。要尽快地解决无效增长问题,不管7%左右也好,还是高点或低点也好,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效益优先、质量优先,要确保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有效性;第四是绿色增长。要更多关注空气、水、土壤的污染问题,尽快解决环境恶化的问题。因此在绿色产业发展方面要加大力度,在环境保护方面要实施更有效的政策,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环境的问题;第五是和谐增长。也就是要实现发展的成果让民众有更多的分享,实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互利互惠。

  这就是我们未来在五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我想中国经济增长稳定了、均衡了、有效了、绿色了、和谐了,那么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就更加坚实,内涵更加丰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经济基础,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如果未来在这五个方面不能够有明显的改变,中国经济的新周期可能就很难出现,或者是不可持续的。

  而要实现这五个增长,在我看来,有三个方面的变革与转型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做:第一,经济运行市场化,也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篇文章要坚定不移地写下去,而不是停留在纸面,更多的要落实在行动上,让不同经济主体真正地按市场规定办事,在生产要素、市场化方面能够取得根本性的进展。第二,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制化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也就是真正建设一个知法、守法、依法的社会。无论是政府、企业、老百姓行情603883咨询),都必须在法律框架下实现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利益。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叫做保护私权力,监督公权力,就是对公权力要有有效监督,对私权力要有有效保护。第三、民众福祉公正化,未来要真正地让老百姓平等享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我想如果能够做到这三个方面的变革转型,那么以上五个方面的增长就一定能够更好地实现,未来中国的繁荣是可以期待的。

  (作者系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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