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的悲剧

2015-10-14 07:36:01 来源:红网 作者:许斌

  杜润生先生于2015年10月9日辞世,享年102岁,真可谓仁者高寿。杜先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被认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倡导和推动者之一。

  然而,仅以制度本身论,包产到户也好,家庭联产承包也罢,其实都不怎么高明,充其量是传说中的“井田制”的翻版。如果“井田制”真的存在过,那么,循典籍记载,应该是900亩左右的一块耕地,其中的100亩是公田,由8户人家共同耕种,收获归大夫、领主所有,而剩下的800亩均分给这8户人家,各自耕种,收获归己。换个说法,不正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吗?且井田禁买卖,而承包权不得任意流转,又一脉相承。以数千年前的旧制度施行于新时代,弊端非常明显,哪里有什么高明可言?

  但这一步,着实走得艰难。其中,最令人不堪处,是尽管彼时争论激烈,焦点却并不在于提高耕种积极性、耕种效率,而在于是否冲击了某种理想、某种理论。在此,不具体讨论某种理想、某种理论的得失,只是想说:任何一种理想、一种理论,之所以激动人心,必然立足于人民能够过上好日子。即理想、理论服务于亿万民众。不能反过来,让亿万民众服务于呆板的教条,因此而无谓、无限地牺牲。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直言:“乡下一年来的局面是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大部分农民与部分干部彻底对立起来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与某位中央干部争论,他激愤地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甚至冲口而出:“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中央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此处的“社会主义”,指的就是某种教条。(详见《“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生前访谈录》)

  包产到户终于从偷偷摸摸的基层行为正式明确为国家制度,端赖个中人的坚持。然而,终于也没能摆脱时代局限,将产权放在一边,而以暂时使用、临时占有、收激励之效为权宜之计。越是社会经济发展,工农收入差距拉大,且城市化迅猛,产权不清晰的弊端越是明显。如果不能面对严峻现实并施以进一步改革,抛荒情况将越发严重,必然危及国家的农业安全。杜润生为此而忧心忡忡,也说现行制度有两大问题:一,“承包土地的所有权究竟应该归谁,是生产队,是村委会,还是乡镇?不明确”;二,不明确产权,就不可能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同时实现土地集并,就无法延续农业安全。

  许多当年改革的参与者们承认当年的改革“不够彻底,诸多妥协”,但他们坚持认为,任何人都无法突破时代的局限,“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问题并不在于他们,他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问题在于我们,在于时代进一步变化后,我们依然拘泥于教条,以至于在新的要教条还是要群众、农业安全的选择过程中,重新选择了前者。今时今日,在主流语境内,竟罔顾大规模城市化的现实,罔顾土地抛荒越来越严重的现实,罔顾多数农民自由迁徙、彻底市民化的愿望,抱残守缺,坚决反对进一步明确产权。于此,秦晖教授非常直白地评论:真正的集体,其产权必然是可分的,是细分至每一个人的,因此才有真正的权利可言。否则,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岂非也可以说自己是营中囚犯的集体财产?

  本文中具体提到的3个人,万里,池必卿,杜润生,都已是古人。因杜润生先生辞世,再次提到他们,并聚焦于家庭联产承包,并非要将这一并不算太高明的政策神圣化,更不是力图将其教条化,而是感念于先贤“要群众”、为亿万人谋福祉、因此而百折不挠的精神。并希望在未来的岁月中,论及世事,言及公共问题,确定典章制度时,更少些教条,更少些桎梏,终于将“以人为本”落在实处,不将任何个人、群体、集团的利益凌驾于亿万民众之上。于是,那一种精神终于无所限制,一代又一代人的聪明才智终于能充分释放,亿万人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惬意有尊严。

  杜润生曾经说“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当有人质疑在他起草的文件中许多词词义不清、令人费解时,杜润生感慨地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这样说,那是要掉脑袋的。”那与其说是政治智慧,莫如说是一个人、一代人的悲剧。斯人已逝,而悲剧在延续,最令人伤痛。

  文/许斌

关键词阅读:杜润生 社会主义 井田制 产权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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