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到了政府减少贫困政策最佳切入点

2015-10-14 05:24:54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张鑫

  并不在预测机构名单上的迪顿获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爆了个冷门,但迪顿对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关系研究硕果累累。他通过对欧美许多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并用大量数据验证,得出了人均收入与是否幸福没有太大关系的结论。他将人类的“福祉”定义为所有对人类有益,能帮助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事物,既包括物质丰富、身心愉悦即健康和快乐,也包括在民主和法律制度下得到的受教育机会和参与公民社会的能力。

  □张 鑫

  如何挣脱贫困和死亡,实现经济增长和平等,经济增长、财富和收入的增多能否带来平等和幸福,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些体现了经济学人文关怀的研究成果,备受诺贝尔经济学委员会的关注和推崇。继1998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K·森后,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出生于英国、拥有美、英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1945—),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不仅再次树立了经济学研究以人为本的标杆,也将近两年因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全球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而卷起的对收入不平等的热议和争论推向了高潮。

  并不在预测机构名单上的迪顿获奖,似乎爆了个冷门,但迪顿对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关系研究硕果累累,曾获奖无数,包括美国计量经济学会颁发的弗里斯奖章(Frisch Medal)。在世界消除贫困前景仍然不乐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欧洲深陷难民危机的今天,瑞典皇家科学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迪顿,不仅是对研究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已有成就的肯定,相信还会吸引更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加入世界穷人研究的行列。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贫困和平等关系的研究源远流长。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以建立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主张实现收入均等化,创立了福利经济学。阿马蒂亚·森研究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的祖国摆脱贫穷,走向繁荣。据他的研究考察,分配机制不合理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不平等与贫困的原因,因而他强调增加穷人选择机会的能力比扶贫更重要。他还将贫困人口数量、收入及其分布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发明了新的贫困指数,对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的设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自称为世界穷人和人类行为方式而研究的迪顿,在《大逃离: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增长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常常因既得利益者的破坏阻碍增长,但有时也会因指明方向、提供激励而有益增长。他强调,穷国最需要的是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因为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贫困所需要的增长。因而,除医疗和技术援助表示支持外,他不赞成富国直接援助贫国,或直接把资金给穷人。多数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未接受过援助,中国与印度在获得较少援助的情况下,通过不平衡发展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都是很好的证明。

  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关心经济和收入的增长,也应关心人类的幸福感,尤其需要研究人均收入和幸福的关系。长期以来,追求财富和收入成为人们寻求幸福的合法路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个人对财富的追求会促进经济增长,使整个社会受益。但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又对个人能否从财富中受益持怀疑态度,认为财富能带来幸福的说法带有欺骗性。美国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调研中也发现,日本人并没有因经济发展而觉得生活更幸福。他在1974年出版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

  迪顿通过对欧美许多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并用大量数据验证,得出了人均收入与是否幸福没有太大关系的结论。他将人类的“福祉”定义为所有对人类有益,能帮助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事物,既包括物质丰富、身心愉悦即健康和快乐,也包括在民主和法律制度下得到的受教育机会和参与公民社会的能力。因此,当收入超过了一定水平(每年约7000美元)时,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虽会提高,却不会觉得更幸福。所以,迪顿不赞同将是否幸福作为测定人类福祉的有效标准,而应该采取生活总体评价方法。这与森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一致。森批评了福利主义价值免谈原则,以及传统的、把社会福利仅仅看成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的社会福利理论,主张把基本价值判断引入到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例如对人性的关注、社会公平的普及、人民福祉的提升以及追求自由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提供平等的就业、教育机会和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和谐、更加快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迪顿不仅注重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注重经济政策研究。为制定能促进社会福利,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必须先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迪顿的研究解释了个人的选择即如何花钱问题,以及社会如何衡量和分析福利和贫困。

  他在与约翰·米尔鲍尔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中,利用实验法研究消费、收入、储蓄、贫穷、健康和福利等领域的问题,开发了几近理想的需求体系(AIDS)。这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在这个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的描述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决策是如何互动的模型中,对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实现特定价格水平下给定效用水平的最小支出就是其真实预算总支出。不同商品的预算支出份额,是真实预算总支出的对数和相对价格的对数的线性函数。AIDS的优点,是能以任意一阶逼近任何一种需求系统,其函数形式与家庭预算数据有较强的一致性,便于实证检验约束性条件,能很好地满足选择公理。运用英国1954年至1974年间的年度数据进行参数估计与理论假设检验表明,这个模型与数据拟合得很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迪顿-米尔鲍尔系统发展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朗哥·莫迪利亚尼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消费和收入联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收入变化如何驱动消费变化。因结构简单、在普遍意义上与效用理论相符合而为众人所知,迪顿-米尔鲍尔不仅成了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更被很多学者用于研究家庭各类商品消费需求,而且被广泛运用到具体产品需求、政策福利影响分析等经济学领域。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副教授)

关键词阅读:贫困指数 实证检验 经济增长 福祉 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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