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呼唤“工匠精神”

2015-09-22 01:17:34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当前,政府仍应发挥主动作用,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仍是重中之重]

  近日,就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痛点难点,以及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等话题,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第一财经联合专访了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罗卫东在专访中认为,中国必须要创新,我们不再需要“打鸡血”式的企业家,更需要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无论是实体经济或虚拟经济,都要扎扎实实把一件事情做好。对中国政府而言,则应该通过政策安排,让投资安定下来,水都已经沸腾了,不能再烧火了。

  第一财经日报:近期中国央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这在推动市场化定价机制的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出口企业的困境。身在浙大,你可否以浙江省为例,谈谈企业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格局?

  罗卫东:从经济学从业人员的角度,人民币适度贬值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而言,肯定是一个好消息。去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下行的趋势难以遏制,这主要表现为“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乏力,且政府、民间投资乏力、消费低迷。此外,人民币多年来都比较坚挺,造成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加之中国出口结构中价格弹性很大的商品居多,这也造成如浙江省这样以加工产业为主的省份受到的打击尤为显著。

  具体而言,浙江的出口依赖程度高,产品主要以劳动成本、技术水平偏低为特点。一直以来,浙江订单很多,欧美国家的需求也大大推动了当地经济增长。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对浙江的打击可以说中国最大,西方市场需求的骤降,同时人民币不断升值,导致企业的“三角债”资金链断裂非常严重,把不少企业逼上了绝路。很多产业向菲律宾、泰国、斯里兰卡等东南亚低成本地区转移。这两年,浙江的产业深刻感受到了转型的必要性,发展了一批加工的外围单位,将产业转移到了福建、安徽、江西等地,实现了运行和加工的核心适当分离,这也相对减轻了对浙江的水、土地和公共服务的压力。

  日报:你早期对“温州模式”做过极为深入的研究,你觉得“温州模式”对于中国企业的启示何在?

  罗卫东:早年,“温州模式”为人推崇,温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民营经济的发祥地。然而,2008年以后,温州的实业环境恶化,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表面看,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从企业反馈来看,汇率与税负的变化,加上全球金融危机,实业企业盈利日益困难。房地产市场高歌猛进,投资炒房的人盈利可观,加之实业的经营环境恶劣,温州商人心理的天平发生倾斜,资本的砝码也随之失衡。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银行贷款非常宽松,温州民企多元化投资加速,在贷款“监管缺位”下,这些资金纷纷进入土地市场、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2009年开始,温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空心化迹象,这就造成了温州实业发展的基础被削弱,后劲越来越不足。

  温州企业成长当中固然存在行为的扭曲,但如果把温州企业家的行为作为一个比较极端的参照系,中国民营企业都有“温州化”的趋势,企业对利润的预期已到了不理性的程度,这也因为高企的融资成本使得他们必须采取投机行为才能保证利润。

  当前,中国必须要创新,我们不再需要“打鸡血”式的企业家,更需要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无论是实体经济或虚拟经济,都要扎扎实实把一件事情做好。对中国政府而言,则应该通过政策安排,让投资安定下来,水都已经沸腾了,不能再烧火了。

  日报:尽管中国近年来强调放权于市场,但政府仍应起到引导作用。你认为在安抚企业情绪、提供政策支持、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等方面的节奏如何把控?

  罗卫东:当前,各地政府不愿进行长期的经济发展,因为这无法体现在短期政绩里。

  中国的政策结构较为复杂,政府的作用比美国大得多,但市场的作用又要比很多发展中国家来得大,而这两个结构复合在一起,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是特殊的,也并不是简单靠像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竞争或中国早期的计划经济能够解决。但在现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政府需要市场,市场也需要政府,但政府又不完全信任市场,市场有时也抗拒政府。

  当前,政府仍应发挥主动作用,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仍是重中之重。由于实体经济的利益不如虚拟经济,其安全性又比不上传统农民,这就让那些有能力创新创业的企业家十分纠结,而他们恰恰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政府要努力消除企业的不安全感,鼓励企业家真心诚意,确立正确的发展动机,形成长期稳定、可预期的行动模式,不要有恐惧感也不要有非分之想,否则最后受打击的仍是实体经济。

  以日本为例,虽然日本年均GDP增速可能仅为2%,但每一个基点的增速积累都有价值,并能增加社会稳定性。

  日报:要真正让企业平心静气,法制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税制等。你对此有何看法?

  罗卫东:我认为征税权的问题最为重要,比如税率水平决定过程中幅度设定的法律基础,以及银行融资、同业拆借之中涉及的重要法律规定。这些规则建立起来后,企业家们是非常敏感的,他会知道国家将强化法制和稳定性,否则企业总是想方设法在赚了钱之后移民,以保证资产稳定性,这一现象在当前拥有可观财富的中产阶层人群中已十分显著。

  日报:对于许多学生或从业者而言,经济学几乎变成了“黑板上的经济学”,你认为要如何解决理论和实操脱节的问题?

  罗卫东:我觉得在学习阶段社会调查是非常重要的,即实习,经济学不能只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就像张五常所述,经济规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其在不同领域和时间的表现又千差万别。因此要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必须要入行去看一看,然后才能知道经济学究竟正确在哪里、有哪些抽象性的地方需通过实践来弥补。

  其实按照马歇尔的定义,经济学就是研究财富的形成,后来才演变成人的一般行为,最核心的部分还是研究实体性的财富。现在有些学生依赖于自己的思维,被经济学的优美迷住了,缺乏现实对理论的检查和内容的输送,即反馈机制。

  回顾过去,几乎所有经济学历史上的大师都是两方面兼顾的。如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原本是学数学出身,但他携妻子做了四五年的现实生活调查,深入到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去拜访企业家、农民、工人,同时还去调查各种的政府决策档案,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经济学原理》这样的作品,而且影响了经济学一个多世纪。我觉得这是正确理解经济学的方式。

  日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野的流行经济学理论框架产生于二战后,此后世界经济中心移至美国,自此美国经济学家群星闪现。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对此,你如何看待成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价值?你对其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罗卫东:我觉得这个基金会如果按照其宗旨运行是非常好的,即鼓励理论经济学的创新,繁荣经济科学的发展。

  现在中国的经济学是两种经济学,一种是体制内的,几乎全部是西方经济学,好比“美国经济学的殖民地”;然后就是体制外的,本身没受过训练,但对经济现象有感受力,只是实在不成体统,因为科学并非任何简单的个人经验,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统和。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也能认识到,经济学在总体上一定要能集思广益,要保持多样性,开放,促进学术互动和真正的学术争论,而不是封闭,否则就会导致其与市场割裂。如果基金会能促进多元的学术争论,不要有一家之争,而要百家争鸣,同时也要推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结合,如心理学等人性科学。不过,基金会也要有谱,“谱”就是对科学的热忱,对经济学理性部分有最基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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