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需克服对中国的战略认知误区

2015-09-22 01:17:08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消除这些战略认知误区需要时间,但中美长期存在战略认知误区的风险很大,我们不能消极等待]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的大事,两国领导人将就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巩固共识,落实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前进,得到了两国人民的欢迎。

  然而,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辩论越来越激烈,杂音不少,涉及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甚至有一些美国和西方学者在忽悠“中国经济崩溃论”、“中美关系临界点论”。他们纠结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是否会挑战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或想建立与之平行的国际体系?中国是否想成为“地区霸权”?说到底是纠结于美国究竟如何从战略上来认知、判断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是国强必霸,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对外政策辩论是美国政治的特征,尤其在大选期更是热闹。美最新一期《外交》杂志对奥巴马总统外交政策作了详细总结,褒贬不一,但总的认为美国对外战略处于收缩阶段,肯定了奥巴马当政以来、为捍卫“美国治下的国际自由秩序”和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不遗余力。其中特别提及美国需应对中国崛起的两大挑战:一是阻止中国“破坏”东亚的稳定,二是鼓励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此处全球治理当然是指“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一些脉络。

  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两派意见分歧较大,一派直接主张要遏制中国,另一派则希望通过与中国合作将之纳入美国的国际体系。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实都存在对中国战略认知的误区。而导致认知出现误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个别人的看法。究其根本,这里有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不同的原因,有出于狭隘国家利益做出的战略误判,还有美国对中国崛起过于焦虑的情绪化反应。

  不管世界格局如何演变,地缘政治始终是大国观察世界和判断其他大国战略取向的“坐标”。而地缘政治则往往易受“零和”博弈的丛林规则所牵引。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要解决的,就是走一条远离“零和”博弈的大国相处之道。

  近年来,东亚地区中美地缘政治互动复杂化,出现一些摩擦。主要是由于各自地区影响力出现变化或者说这种影响力变化带来了现实和心理的冲击,美国对华战略焦虑感增强。思想走偏了,行动就会出问题。我们看到美国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战略重心从全球反恐转向防范其他大国的崛起。加上大选干扰和第三方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主张遏制和制衡的杂音自然就多了。

  分析地区地缘政治形势,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纬度来看。

  东亚地区冷战后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出现了“四小龙”、“四小虎”,表明经济全球化在东亚迅速发展,地缘政治除了台湾问题、没有太大的矛盾。虽然1997~1998年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也很快得以恢复,经济继续增长。韩国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经济30年持续高速增长,为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中国发展壮大的现实改变了东亚原有以日本作为“领头雁”的“雁阵”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日本震动较大,心理上难以接受。日本右派势力利用民众希望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不希望失去东亚领导地位的心态,在安倍上台后,在钓鱼岛等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中挑起与中国的矛盾,并执意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否认二战历史成果,与中国关系紧张了起来。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也随之紧张起来。

  就美国而言,东亚经济格局的客观变化,使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增大。这对美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于经济格局牵动的地缘政治变化,美国理应顺应形势,维护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共同建立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出于战略“再平衡”考虑“火上浇油”,利用一方来平衡另一方。

  近年来美方多次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发展、繁荣和壮大,2009年奥巴马总统首次访问中国时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就有类似的表述。然而,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贝德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中所言,美国对中国近十年崛起对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冲击产生的战略焦虑十分强烈,挥之不去,而且反应过激。

  近年来,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和判断也随之逐步发生变化,从“非敌非友”的战略模糊和对钓鱼岛、南海等主权争议“不持立场”,到公开选边站队,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中站在日本、菲律宾等国一边,并将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大张旗鼓地撑了起来,为盟友撑腰,直至在南海问题上站到一线,公开指责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建造设施的合理合法行动。

  贝德认为,这种战略认知建立在狭隘的国家利益判断之上,根本没有考虑中方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和利益所在。此话言之有理。中国无论从历史、文化基因,还是客观现实看,都没有对外扩张的意图和实践。远的不说,就拿中国近年提出的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构想做例子,其核心理念都是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倡中美乃至全人类走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共同繁荣之路。

  中美两国地处浩瀚的太平洋(行情601099,咨询)两岸,并无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和边界纠纷。就是美国离亚洲最近的关岛,距离中国都有数千公里之遥。习近平主席常说,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其中的含义和道理再清楚不过了。中华文明“达而兼济天下”、“有容乃大”、“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中有充分、实实在在的体现。中国希望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各国都应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什么对手甚至是敌人。中国不需要敌人,中国需要合作伙伴。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胆小怕事。中国作为陆地和海洋大国,具有全球主义的胸怀。我们深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不可能建立在寻找敌人的基础上的,唯有广泛的国际互利合作,才有可能奠定中国长期发展的基础。这是当前国家之间高度相互依存、国际国内高度互动的世界新格局所决定的。

  就拿“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来说,中国提出这一发展战略和配套的金融机构,是全球治理思想的创新,希望把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带动沿线国家乘势共同发展,实现合作共赢,以突破目前全球化的碎片化格局。这样的发展格局还能为政治、文化相通交融、消除矛盾和争端提供扎实的基础,确保地区和世界的长期和平与稳定。

  几千年前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欧洲、非洲各民族和平相处、互联互通、贸易交往、文化交流的创举,如今我们给丝绸之路赋予新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成为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通道,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诚意吗?

  站在现有国际秩序的高度看,中国与美国一起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制定现有国际秩序的直接参与者、受益者。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与全球化大潮同步,与全球治理体系紧密融合并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加入了100多个国际组织和300多个国际条约和公约,中国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70年来和与之配套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路径和保障。世界进入21世纪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国际秩序需要适当的改革是必要的,是体系内的自我调整和调节,目的是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而并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近二三十年的国际关系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还有人说中国在挑战国际秩序,或者“破坏”东亚秩序,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中国对国际体系的积极贡献突出表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G20)发挥的领导和协调作用上。正是中国等大国齐心协力,才避免了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崩溃。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代表,在G20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夯实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中国将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对全球治理的作用将更显突出,会有利于推动G20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首要平台”的协调作用。

  美国有些人称,中国要把美国赶出亚洲,并以此作为中国想当“地区霸权”的依据。那不符合事实,属于杞人忧天。美国对外战略受“进攻性现实主义”新保守派理论影响很深,其核心是不允许出现“地区霸权”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

  事实上,中国压根没有这样的想法。中国只是想发展自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造福中国人民,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从未有称霸努力,只是在最低限度上维持自然形成的区域秩序。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至今没有变化。邓小平先生说过,称霸并非中国外交政策的选项。

  中方多次声明,中国欢迎美国在亚洲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对美国在历史上与亚洲一些国家形成的军事同盟,中国表示希望不要针对第三方。至于美方所说的南海航行自由,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中国同样希望南海有航行自由,因为中国的进出口和能源供应都依赖南海、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航行自由。中国难道会破坏自己的生命线吗?

  不过,美国有些人恐怕并非如此认知。这是症结所在。中国在本地区的一举一动往往被解读为损害和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其实,冷战结束后东亚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并没有改变区域的战略格局。在战略安全坐标上,美国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依然是主轴。具体而言,美国一直是东亚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冷战形成的战略格局受到区域内政治经济变化的挑战,现存秩序难以满足变化的形势需要。

  消除这些战略认知误区需要时间,但中美长期存在战略认知误区的风险很大,我们不能消极等待。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意义重大,中美双方应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加强沟通,并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解决双边关系和全球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中美关系往前走。

  一是积极影响和引导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美国人可以理解的逻辑和语言,讲清楚中国的世界观和战略意图,尽量消除误解。

  二是努力推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务之急,需要在双边和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予以具体化、可操作化,加强务实合作,增进共识和信任。

  举例来说,最近中美网络安全问题高层对话取得初步共识。奥巴马总统发表讲话,呼吁中美就网络空间规则达成共识。杨洁篪国务委员接受采访时表示,中美可以将网络安全作为两国之间的合作点。这表明两国网络安全合作既有助于消除双方误解,又能给全球网络治理架构提供范例。

  (作者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G20She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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