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哪种经济体制能激发“创造性破坏”

2015-08-19 03:45:59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潘启雯

  早在1817年,英国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在给其好友、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信中就说过:“探寻国富国穷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一切研究的重中之重。”显然,“国家为何有贫富之分,健康羸弱之分,以及食物多寡之分”,既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终极关怀,也是推动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断探究的动力。近200年后,各国学者的研究热度依然不减。由麻省理工学院基利安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大卫·弗罗伦斯政府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比较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观点。这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制度是重要的”观点一致,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更进了一步,继续分析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基本问题,并结合大量历史事实对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和解释。

  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组合

  诺加利斯是座同名姐妹城,一部分在美国境内,一部分在墨西哥境内,居民构成因历史原因大多相似,但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却有天壤之别。美国境内的诺加利斯,居民家庭生活年收入3万美元左右,生活安定,有良好的道路、医疗和公共教育设施,对面的同名城市,民不聊生,贫穷与暴力是家常便饭。是什么使这个同名同地的城市如此不同?不是地理、不是文化、不是历史,而是经济和政治体制。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引入“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分析框架,来诠释“国富国穷”问题的新思维。在他们两位看来,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其一,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良性循环”:激励投资和创新,允许创造性破坏,从而带来经济繁荣;其二,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恶性循环”:投资和创新受到抑制,创造性破坏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停滞;其三,汲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可以产生增长,但不可持续”;其四,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则“极为少见”。

  这四种制度组合论,也许并不是什么创新。尤其包容性与汲取性的划分,与诺思、瓦斯利和温格斯特等人在2006年以来所提出的“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s)、“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自然国(natural states)和稳定宪政体制(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的四个组合如出一辙。不同的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明确强调,不仅制度重要,而且政治制度是决定性的。因为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持续地允许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存在,而汲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之所以无法产生持续繁荣,是因为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当权者刺激经济只是为了更好地汲取资源或短期内实现某种政治目标,一旦当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发展影响到统治稳定时,当权者就会抑制包容性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具有偶然性

  两位作者发现,在现代有些国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几乎所有国家采用的都是汲取性制度,比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独立革命前的美国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是关键的“历史节点”上的重大事件和细小的“初始差别”导致了这个结果。比如,在14世纪,东西欧拥有基本相似的制度。然而,面对“黑死病”这一“关键节点”,东西欧的政治精英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在西欧,“黑死病”导致人口大幅下降,进而提高了农民相对于封建领主的谈判地位,迫使政治精英开启了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构建进程。在东欧,“黑死病”同样导致了人口大幅下降,但“黑死病”使西欧急需从东欧进口粮食,因而从东欧向西欧出口粮食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于是,东欧政治精英选择加强对幸存下来的农民的剥削,从而使已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更具“汲取性”。

  同样,面对16世纪大西洋(行情600558,咨询)贸易这个“关键节点”,英国王室和西班牙王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前者选择开放大西洋贸易,这使更多的人获得了经济利益——他们在英国后来向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演进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西班牙王室则选择垄断大西洋贸易,这使它在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已有的汲取性经济和政治制度。

  在强调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还特别采用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这个术语。制度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紧挨在一起的冰块,可能会漂移得越来越远,原因就在于它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了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些地区并没有太大差别。西班牙人最先到达南美洲,到处搜刮黄金白银及其他贵重物品,迅速致富;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时,由于资源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别,没法复制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结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西班牙发现南美洲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的登陆地点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登陆后的所作所为也是偶然的。西班牙人能从南美洲获得大量黄金、白银,英国人不能,结果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殖民方式就是掠夺性的,而英国人却不得不在北美发展生产,通过生产获得可攫取的资源。这导致了北美洲能发展起生产活动、开发出先进技术,而南美洲却因资源被疯狂掠夺而越变越穷。这还导致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的差异,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就是因为英国王室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压力,不得不跟议会妥协以获得更多征税许可,可西班牙王室不需要,因为它从美洲获得的大量金银使其国库充足。由于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结果促成了工业革命。

  技术创新与汲取性制度的“冲突”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汲取性制度下,当局或者统治者能利用权力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又如前苏联在早期的经济增长,当局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降低农产品(行情000061,咨询)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强制收购政策,集中资源发展工业, 实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到20世纪60、70年代之后逐渐下降,但至少实现了50多年的增长,并曾一度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并且唯一能与西方对抗的国家。所以,在汲取性制度下,不仅当局、当权者(即攫取者)有强烈的推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且还具有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只不过汲取性制度下攫取者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不能够持续而已。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攫取者的任职期限、生产者的激励不足、攫取者之间的竞争或者冲突。

  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政治精英还有可能成为经济创新的绊脚石和扼杀者,因为他们有着维系已有汲取性经济制度的强烈动机。此种动机不仅是经济性的,更是政治性的。由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引入了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由经济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不仅具有经济效应,而且会导致政治后果。

  比如,蒸汽机的原型首先出现在法国,但法国并没能立即享受蒸汽机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原因在于政治精英对“创造性破坏”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可能会使某些法国行会衰落、进而引发政治动荡的担忧。同样,在殖民时期,非洲很多酋长竭力反对修建铁路,因为这有可能削弱他们的政治控制能力。

  由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定,汲取性经济制度压抑了“创造性破坏”,因为汲取性制度的根本特点就是要保持现有秩序。其实,能否激发“创造性破坏”是经济体制的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有巨大的包容性,而包容性经济体制鼓励“创造性破坏”的各种发明,难怪近百年世界上各种技术和发明大多都出现在美国! 

关键词阅读:制度 经济体制 包容性 政治制度 罗宾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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