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笔下的算计者与“平庸的邪恶”

2015-06-26 04:10:44 来源:上海证券报

  算计者,不可能与他人真诚对话,也没有自我对话的能力,他们不仅背叛他人,也背叛自己。算计者永远都是有负于他人者。这种邪恶容易被人轻视,作恶者也易于逃避惩处,因而不断形成祸害。这更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揭示和挞伐。

  算计不是判断。这是汉娜·阿伦特在《共和的危机》中所强调的。算计当然不是判断,这应该是常识,阿伦特只是将其哲学化了。

  在阿伦特看来,判断是思考继而意识之后的事。思考不一定能带来知识和力量,也不一定带来明确的意识。但如果没有思考,意识一定是模糊的,甚至没有意识。没有思考和意识,判断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判断融合了思考和意识,进而含有认知、知识、理性和道德因素。

  算计,在阿伦特看来只是一种说谎的支撑和依赖。算计是一种事实的罔顾和去除,也是对其他声音的屏蔽,谈不上任何一点公共理性和道德的影子,有的只是算计者自身的那点私利和猥琐心理。算计者一定是说谎者。

  算计者就像余秋雨在《历史的暗角》中鞭辟入里而又赤裸裸地呈现出的“小人”。他们是裤裆缝隙里的虱子,是有机体的寄生者,时不时地探出头来,趁你不备咬你一口,维系着自己那肮脏的生存。他们是谎言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只会在权势和舆情面前搬弄是非,肆意歪曲,蓄意挑唆,挑起事端,把水搅浑,只能带来伤害和污浊。

  算计里当然也有精明。但精明成就不了判断,因为判断里沉淀着远见,而精明恰恰不含远见。裤裆里的虱子怎么会有远见?正如余秋雨无情曝光的小人,虽然精明却无远见,因而终究控制不了局势,上不了台面,成不了大事。

  成大事者,一定是大气者,大度者,一定是热衷于思考并获得明确意识的远见判断者。他们是公共理性的倡导者,维护者,促进者。他们一心想提高公共事务的效率,尽早实现公共目标。为此,他们总想化繁为简,总是直言不讳,容不得半点懈怠。他们并不忽略公共事务的细节,却忘记了裤裆里的虱子,直到被咬,才知道还有这类猥琐而又平庸的恶劣生物存在。但这类下作的生物毕竟阻挡不了他们。他们很快会将带有虱子的裤子丢在滚烫的开水里,或者干脆换条新裤子,依然大踏步向前。

  大气和大度,与算计者无缘。算计里没有公共理性的因子。算计者不但不是公共理性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反而是公共理性的破坏者。所以,算计者总是牢骚满腹者,没有什么公共事务是他们认可的,他们总是不停地抱怨,嘴里的零碎比谁都多。算计者总是自负者,没有谁是他们真心对待和认可的。但他们又是自卑者。越是自卑,就越是用自负和牢骚来装潢与掩饰。正因如此,算计者才有的是时间来算计,也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去算计。

  算计里没有判断中所含有的道德和价值因素。在算计者的眼里,也就只有“实用”而没有“意义”。而这里的实用,也只是对满足他们那猥琐自私的心理需求而言的。他们只是从“实用”里诞生他们那虚假的友谊或友情的幌子,也就随着“实用”的消失而移情别恋。无论是权势者还是舆情,对他们来讲只是工具。趋炎附势是算计者的天性,“人走茶凉”也是算计者的天然首要反应。所以,算计者到头来一定会招致极其厌恶的眼光。

  其实,不同于判断是以思考为前提和准备的是,算计里没有思考。算计者不是思考者,也根本不会思考。只有思考者,才具备抽离世界的能力,也才能保持心灵的自由。只有思考者,才能与他人真诚对话交流的同时,也有能力自我对话,继而与他人保持真正友谊的同时,也与自己交友。同自己交友者,正如阿伦特强调的,才不会背叛自己,也不会背叛他人。而算计者,不可能与他人真诚对话,也没有自我对话的能力,他们不仅背叛他人,也背叛自己。算计者永远都是有负于他人者。

  什么样的土壤最适于算计者?恐怕是官僚体系。非官僚体系就像航行于波涛涌浪的大海上的船只,他们目标明确,需要同舟共济,才可不断战胜狂风巨浪,达到一个个目标,这种体系里需要的是判断,需要的是高效率,需要的是利益共沾,算计在这里成不了气候,也容不得算计者的存活。官僚体系则不同,犹如在风平浪静的内陆湖泊上航行的船只,目标并不明确,利益并不均沾,一切都是按章按程序行事,四平八稳,需要的是程序、等级和环节而不是高效率。在这种激励约束机制并不明确的体系里,最适合算计者存活和兴风作浪,他们有的是时间、精力和理由去算计。尽管这一体系里的绝大部分人还是公共理性的维护者,但他们无力也无激励去清除植根在这一体系里的算计风气,因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是被算计者被咬者。

  正因算计者喜好官僚体系这一肥沃的土壤,所以,算计者特别是那些长期浸淫在官僚机构的算计者,就像阿伦特所观察并鞭打的那种“平庸的作恶者”:这些人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充满了并严重依赖陈词滥调。官僚体系里的算计者,一如阿伦特不厌其烦所一再揭示的,在思考和言谈上的低能与无能,致使他们只会储藏惯用语和套话。这些人,终其一生,顶多算是不加思考而浑浑噩噩的言行者。但他们确实会作恶,更会从恶。由于这种恶劣和祸害难以成势,故而,这种邪恶也就如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所界定的那样,是一种“平庸的邪恶”。

  问题是,“平庸的邪恶”也是一种邪恶。何况,这种邪恶容易被人轻视,作恶者也易于逃避惩处,因而不断形成祸害,侵害公共理性,破坏道德底线。这更值我们去深入探究、揭示和挞伐。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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