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企业家4.0”要从套利转向创新

2015-06-09 08:09:34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从套利型企业家到创新型企业家

  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

  从整个人类的视野来看,企业家在过去200年里面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一个国家怎么变得自由?就是靠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劳动生产力要提高、技术要进步靠什么?要有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又要靠市场,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国家市场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技术进步就越快,创新就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就进一步增长,财富就变得越多。

  人类过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说500年,有这样一个循环。从500年前哥伦布去美洲开始,就走向了全球化。市场在不断地扩大,分工不断地深化,技术不断地进步,财富不断地增加。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业家。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看到的,没有微信的时候,没有微信市场;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手机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创新带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财富怎么变化出新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国产能过剩普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把进一步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还在重复地生产,市场已经饱和。

  为什么会这样?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家在最初淘第一桶金——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甚至21世纪前些年的时候,仍是市场不均衡的时候。那时候,“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我们叫山寨——就可以赚钱,久而久之就不会思考怎么创造新的东西来满足市场。

  另一个是泰勒·考恩提到的,我们的法制。法制使得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套利还是更愿意创新?相对而言,套利风险不那么大,不确定性也没那么大,我们只要敢冒险,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赚钱。而创新却是完全面临不确定的世界,看到没有的东西、谁都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当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我想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

  更简单地说,创新企业家比套利型的企业家对制度更为敏感,当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业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制,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现在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除了互联网时代的概念之外,没有若干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刮胡刀。有一个著名的刮胡刀品牌:吉列。100多年前,吉列这个人是一个小商贩。当他到处走街串巷去卖一些小产品的时候,自己面临了一个困惑:他经常刮胡子,动不动就刮破了,能不能生产出一把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所谓安全,就是一般不把脸刮破,所谓便宜,就是刮钝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我不需要再去磨了。当他找了好多个技术专家,这些人都说,No,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把合金或钢材弄得那么薄,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出来。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最后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个产品,6年的时间对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来说也许是很短的。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产品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面临多少次的失败。

  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这像泰勒·考恩教授讲的:法制,唯有在法制的情况下,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

  为此,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当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有新的想法会出来。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所谓“新”,就是与众不同,所谓“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们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改革太多了。从中国历史上讲,什么时候有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有创新,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我们也有创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而且如果没有1978年的思想解放,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希望有一天年轻一代企业家每个人都可以胡思乱想。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一个人坐在那儿是很难创新的,我们在座这么多聪明的人圈起来不跟外面竞争,用不了一代人之后我们就不存在了,我们规模太小了。应该是人口规模越大创新的速度越快。中国人占世界大约20%的人口,但我们为世界贡献的创新有多少,有20%吗?我们历史上有过,历史上有好多的创新,但在近现代,我们连2%甚至1%都不到。按道理说中国为世界创新的贡献应该是40%左右。我们应该在这点上感到惭愧。

  最后,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的话: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让世界其他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

关键词阅读:企业家 张维迎 采摘 魏晋南北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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