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凯恩斯活到今天

2015-03-05 07:05:21 来源:上海商报 作者:胡伟俊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中,笔者阅读了两本出自《金融时报》记者之手的书。其一是大名鼎鼎的马丁·沃尔夫在去年出版的《Shocks and Shifts》,另外一本就是徐瑾的新书《凯恩斯的中国聚会》。沃尔夫的书内容厚重,涵盖了全球经济在过去十数年中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并指出了经济学理论在金融危机前后所面对的各种挑战。而徐瑾的书则轻盈灵动,作者就像导游,带领读者遍历经济学各大门派各路高手,整本书就如同一部易读版的经济思想史。

  在我看来,这两本书虽然内容不同,内在却颇有相通之处。沃尔夫的书提出了我们时代的大问题: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如何重新走出泥潭,以及如何应对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所发生的种种冲击和巨变。有趣的是,徐瑾书中所描写的各位经济学大师,正是因为直面所处时代的挑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在经济思想史中留下自己的身影。

  从沃尔夫的书中,读者或许能读出一种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无力感,各种经济思潮在交锋,而最需要拿出行动的各国政府却茫然无措。这是一个呼唤凯恩斯的年代。

  同时,中国经济一方面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远超往昔。另一方面,旧的增长模式也走到十字路口,如何突破目前种种约束,完成大国崛起的梦想,对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徐瑾的《凯恩斯的中国聚会》确实生逢其时,因为不论对于经济本身还是经济学理论,这是一个百年一遇的大时代。而中国之于全球经济,更是处于数百年来未有过的风口。

  经济思想史中有两个有趣的结论。首先,当经济遇到大问题的时候,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就会上升。换言之,是伟大的时代催生伟大的经济学,而不是反过来。凯恩斯能开创宏观经济学,很大程度是大萧条所带来的时代挑战。其次,正如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在全球经济风口的时候,来自这个国家的经济理论便会更加受到重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国家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太重要,所以大家都必须理解它。

  这一切都对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危机前出现的全球不平衡现象,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甚至将金融危机的爆发都归咎于中国。要评价甚至反驳这些指责,话语权最终只能来自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扬弃和创新。

  既然书名叫《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也许更好的例子是把现在的中国和凯恩斯所处的时代做一对比。今天我们考虑经济刺激的手段以及后果,这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问题,而凯恩斯以及他的英国同事们最终给出了划时代的解答。今天的国际经济体系需要改革以适应中国的崛起,而凯恩斯也面对着改革当时的全球体系以适应美国的崛起,最终,在凯恩斯的努力下,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6年正式诞生。

  中国今天所面对的汇率制度选择,凯恩斯也曾在1930年为英国政府提供咨询的麦克米兰委员会上,就当时英国金本位的问题,同当时的英国央行行长诺曼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其所触及的与汇率制度选择相关的内部及外部平衡和我们今天的思考角度并无二致。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其本质就是国际经济学中经典的转移问题,凯恩斯早在1919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就对相似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因此一举成名。

  徐瑾在《凯恩斯的中国聚会》后记中提到这本书的一个目标读者群体,是刚刚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同学。虽然这些同学绝大部分以后不会以学术为生,但即使是在业界工作,经济学的知识也是非常有用的。凯恩斯自己就是非常成功的基金经理,而他在金融市场的搏杀经历,又反过来使他的经济理论避免了象牙塔内的不食人间烟火。

  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经济,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对于经济学初学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或可成为激动人心的远航起点;对于从事经济研究的,也是一次有益的重温。(作者系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关键词阅读:凯恩斯的中国聚会 经济学理论 金融时报 经济思想史 sh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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