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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宝:中国梦的前行实践者

2013年04月01日 10:02 来源: 东方早报 【字体:

  如果说,“第一村”之梦姑且作为村庄之梦而源于“学大寨”的毛泽东时代的话,那么,从建国后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到改革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再到新世纪,我们发现华西人的梦不仅深深扎根在中国梦里,也在其圆梦的实践中为中国乡村的变革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引领作用。

  2013年3月18日晚,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因病去世。“老书记走了”,在我心里激起的涟漪不亚于亲人的离世。没有去做礼仪上的最后道别,以笔寄托哀思或许就是最好的表达。

  距2002-2003年我在华西村做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已经10年过去。10年里,尽管我的研究方向从华西到温州再到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经历过若干转换,但华西村在我的视野里从未消失过,因为我与全国人民一道不时会为这座“第一村”的奇迹所感动。

  如果说,“第一村”之梦姑且作为村庄之梦而源于“学大寨”的毛泽东时代的话,那么,从建国后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到改革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再到新世纪,我们发现华西人的梦不仅深深扎根在中国梦里,也在其圆梦的实践中为中国乡村的变革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引领作用。而梦的缔造者是用毕生精力投入村庄集体建设的吴仁宝老书记。追随这个梦想,在老书记经营的华西村,我们读到了三个颇带中国梦远景又不失中国特色的前行实践:

  首先,30多年来华西共同体在集体经济、村庄政治、社会整合及其文化精神方面获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功。

  借用美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Coase)和中国经济学家王宁的话来说,这个成功在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上应该属于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的一个奇特范例。科斯和王宁在其新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2013)一书中指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其实是“顶层设计”主导下的试错式“边缘革命”的意外结果。政府引导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改革与草根推动的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改革,这两种改革的共存构成了中国区别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这里,草根的边缘力量主要来自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

  华西村作为由乡村集体企业自发发展而成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在发展层面上毫无疑问属于从草根阶层发起的经济试验,属于“边缘革命”的一个相当出彩的成功范例。但是华西村的“边缘革命”自始至终嵌套在“顶层设计”中,或者说,它的“边缘革命”从来没有远离过“顶层设计”。这一点可以从媒体一再追捧的“吴仁宝是一个……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的人”这句话中找到佐证。华西村的制度设计历来重视顶层设计,又不失实事求是的自我安排。

  比如,1980年代初在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分田分地时,华西村根据自身集体工业发展已占有相当比重的实际,“按中央精神办,闷声吞气工业化”(吴仁宝语),将“分田到户”改为“责任到户”,保证了集体不散;在邓小平南巡后苏南集体模式纷纷改制的大背景下,华西村依旧保持集体公有制性质,在其内部实现了多元化的分配制度;而当全国完成市场转型规划新世纪发展蓝图的今天,华西村已经率先一步基本完成了它的规模经济发展,将原本小规模的乡村集体企业上升为一个上规模的现代企业。

  然而,在这些制度安排中,令人惊喜的一幕是,尽管今天的华西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现代意义上的股份集团企业,但与全国其他民营企业的个体占股比例相比,到目前为止村集体依然占主导的控股力量,集体股占90%以上,同时,它也是全体村民参股的集体经济形态。这种坚持集体经济公有制的“边缘革命”,显然例外于科斯、王宁笔下描绘的“边缘革命”引发私营经济快速增长的断言。这种例外作为华西村的特色,有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一样,绚丽而不易复制。

  其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曾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得以设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这一目标可以视作中国梦的一部分。1992年至今,我们已经看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阶层化特征,看到了先富阶层、先富利益群体的涌现,但全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有待努力。自2000年以来,“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十八大确定“改革收入分配格局”、“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翻番”等战略目标,其实都反映了顶层设计为实现共同富裕之梦的决心。

  可是,在华西村,“共同富裕”和“收入翻番”的村庄梦早已实现,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由大约10年的一组比较数据来看,2003年华西村生产总值在109.9亿元,到2012年底生产总值超过580亿元。随生产总值的攀升,华西村人均收入翻番的事实已然兑现,2011年人均收入达8.8万元。除此而外,户均存款超百万、村民资产在100万-1000万元等数据,也显示了该村全体村民所拥有的优越的比较利益。

  (2)华西村的整体富裕还具体表现在集体经济让全村家家户户率先在全国拥有了小车、400多平方米的普通别墅以及独栋豪华别墅等高档的生活财富。

  (3)物质的富足所助推的精神充裕,同样是华西人区别于他者的一道风景。走近每一位华西村人,我们会感觉到在他们身上布满不经意就流露出的族群荣誉感,这种荣誉感深嵌在他们孜孜不倦的对集体经济、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中。即集体的共享价值观的拥有让“华西人是中国最富有的农民”的字面里加入了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的涵义。

  第三,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将“加快城镇化建设”列为未来中国发展目标之一的时候,我们同样发现,华西村从2001年起就在实现城镇化的道路上留驻了坚实的脚印。

  2001年6月、2003年3月以及2004年3月,通过“一分五统”,华西中心村先后陆续将周边相对落后的20个村庄带动起来,组建了新的“大华西”,在帮助它们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同时,也力图通过规划,走一条农民能在本土实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自1992年华西企业集团公司挂牌以来,华西村便基本告别农业,开启了完全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与之配套的城市化发展。(编按:“一分”是指华西村吸纳周边经济薄弱村,被吸纳村的村委会仍由原村村民选举,实行村民自治;“五统”是指,加入华西村后,由华西村实行经济上统一管理,劳动力统一安排就业,福利统一发放,干部统一使用,村镇建设统一规划)

  今天的华西村由原来的0.96平方公里扩展为占地30平方公里、人口2.5万的大华西。这样的发展固然包含吴仁宝老书记“一村富不算富,要全国富才算富”的精神理念,但社会学者从中看到并期待看到的是,这里将在本土上托起一个全新的由农民自主发展并颇具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如果是这样,村庄梦会在中国城镇化实践里留下更为鲜活的一笔。

  总之,华西村的实践对实现中国梦具有一定典范意义,而这些实践与吴仁宝老书记的引领大为相关。我们怀念他,愿他一路走好!

  作者附记:

  2011年第45期《南都周刊》(11月21日出版)刊发的《天下第一村的三重世界》一文中称:“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过去一年多以来,这个描述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发和借用,流传甚广。

  但实际上,我在自己的专著(也是我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村: 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的相关表述是(见该书第231页):

  吴仁宝用“可用资金”指标解释他的儿子多年对村庄的贡献:(2002年)大儿子实现的可用资金,占全村的42.8%;四儿子实现的可用资金,占全村的19.7%;大女婿实现的可用资金,占全村的18.6%;二儿子实现的可用资金,占全村的9.6%。四个人(所领导的企业)拿下的可用资金,占全华西总量的90.7%。

  这段叙述实际上是我对2003年7月17日《北京青年报》A21版一则题为《天下第一村村长提前引退内幕》的报道的引用,原书对其出处有非常规范的注释,但被《天下第一村的三重世界》一文称为是我的研究成果。

  关键在于,我的引用强调的是吴仁宝家族对华西村财富总量的贡献率达到90.7%,而《天下第一村的三重世界》一文对我的专著内容的引用,强调的却是吴仁宝家族对华西村财富的占有率或者支配率达到了90.7%,这严重歪曲了那段叙述的原意。

  后来,我要求《南都周刊》方面致歉,对方也确实在2011年第47期《南都周刊》发表了致歉声明,但无奈报道中的错误说法已在网络中到处散播,快要成了不少人为华西村定性的“经典描述”。这段时间,更不断有海内外人士来电或发邮件向我询问此事,令我不胜烦扰。特此澄清,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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