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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如何以“能量本位制”拯救美国

http://www.jrj.com     2009年03月11日 05:19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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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能源革命试图制造“能量通货”。

  武建东

  1 再造通货:美国能源革命的本质

  千百年来人类都在探索使用一种通货将世界的商品联结起来,希望使用这种天使抑或魔鬼般的力量运转财富;以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也直接引用了一句历史名言:“在一万人中只有一人懂得通货问题,而我们每天都碰到它。”这说明即使是寻常的能源产业价值的背后,也可能蕴涵着超级的秘密价值。据此,奥巴马经济团队正在成为全球顶端的智慧车间,生产着奥巴马当政4年内降低1.217万亿财政赤字的战略秘诀,它应该是一种创新的能量通货或类似通货种类的金融要求权,笔者认为这个权利行将改变美国。但是,这个创造性的行动应该是美国经济复兴史上的一次阳谋探索而非密室阴谋。为此,把握或提升能源产业变革的价值,特别是再造创新通货,才是美国发动能源革命的核心力量之所在。

  笔者将这种“能量本位制”定义如下,即:它属于一种有管理的通货制度,是以国家发行的能量要求权作为金融要求权和债务凭证的一种通货制度、运转价值和市场权利形态。它作为一种金融要求权可以流通,需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主权,也是一种新型的信用通货,是从能源的物质资源中提升的一种能量权利。它是在商品和服务支付及债务偿还时被一定范围内接受的债务凭证或金融要求权。

  解构“能量通货”的本质,是我们从创新角度解构美国能源革命的战略途径。

  2 启承转合:美国能源变革的政治锁钥

  美国时间2009年2月26日,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总额为3.6万亿美元的2010财政年度预算案,这份预算案包括了被美国舆论称为最具雄心的世纪提议,即奥巴马政府决定推进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和气候改革计划,强制污染方排放自负。该预算案计划到2020年和205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2005年分别减少14%和83%,与此同时,污染排放许可将在奥巴马首个任期结束前的一年,即2012年开始出售。由于2012年美国将进入下届总统大选的热身赛,因此,这是奥巴马兵行险着的布局,也是奥巴马能源变革的政治基轴。

  笔者认为,污染排放许可交易,已经成为美国能源变革的主力变革政策,污染方购买排放许可是美国清洁能源改革路线的转型标志。而且,为了不增加或少增加排污费用,2012年以前美国的能源产业必将进入创新转型阶段。也就是说,2012年前早改革的能源业者早受益,2012年前早圈占的市场早运转,2012年前早应用的技术早收益。因此,奥巴马政府上任30多天之后,已经强行启动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清洁能源变革计划,界定了美国能源变革的时间表。奥巴马政府的预算案预估到2019年之前排污收入有望达到6460亿美元,美国政府将安排其中的1200亿美元投入到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体系,以推动美国经济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实际上,这样2012年就成为了美国最新的能源变革的政治界限,从2009年2月26日起的三年内将是美国能源变革的最后政策优惠期,这个界限也必将激发投资者、开发机构和能源公司巨大的创造热情和探索勇气,这个杠杆的作用也将颠覆美国传统能源业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运转。

  同时,这个计划相当于公布了美国清洁能源改革的路线图,它也是自1859年8月27日美国石油先驱比尔斯先生带领自己的团队成功开采到原油并利用蒸馏法成功炼制煤油以来,美国第一次以实际行动表明将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排污将被收取有关费用。由此,污染方购买排放许可将成为一个定海神针,推动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大体量使用,推动美国能源业的改造成为经济振兴的主力产业,推动美国以能源为本位进行跨产业跨跃式的产业重大重组,营建美国经济的创新活力。

  3 极端制胜:美国能源产业革命已经进入了风险冲刺之路

  正是基于能源变革带来的巨大预期财政利益,奥巴马政府设计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赤字政策以匡正美国经济,2009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将达到1.75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3%——这实际上也等于预估了美国2009年的GDP将达到14.2万亿美元左右。或者说,保住了这个GDP的规模,美国就不会崩溃,美国的危机就会实现转型。

  而且,奥巴马在预算案中宣称,本届政府计划到2013年将预算赤字降到5330亿美元,这意味着奥巴马任期的4年内美国将大规模减少1.217万亿美元的赤字,相当于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的160%,这是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减赤创举,也是奥巴马夺取第二个任期的杀手锏。为此,只有通过资本和资源的国际大重组才能实现这个套利,只有建立凌驾于全球经济的新能源产业制高点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也就需要美国政府必须加快推进以能源为主的产业革命来扭转全球经济衰退通道。

  因此,美国的能源产业革命已经步入不归路,美国经济已经进入历史上的最大寻宝期,这个寻宝的最大特点就是美国的危机要想方设法由全世界承担,美国的发展也要想方设法由全世界支持。实际上,奥巴马新预算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胆的财政预算案,既是包含最大赤字的预算案,更是美国明确保证要最快速减赤的预算案,这种极端战略制胜的法宝就在于美国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财富秘密。

  4 挑战历史:能量本位制是奥巴马能源革命的战略高度

  我们知道,金融危机之前,任何一个全球化的大型经济体系,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本国货币与全球商品的比价关系。在这个时期内,一个经济体能够向国际上输出商品只是处于“发展”中的表现,因此,中国既是一个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一个经济体能够向国际上输出纸币才是“发达”的表现,因此,瑞士是一个小国,同时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这个体系内,一个小国可以将自己的国家商品化,一个大国就需要将自己的信用商品化,才能达到世界的顶端水平,由此就需要将自己的货币改造为国际货币,以捍卫自身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定价权力,实现一个国家的最大利益。

  基于这个原理,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开创性地以美元纸币体系为基础构建了新型的美国经济体系,并成功地建立了以美元纸币体系为核心机制的全球分工体系。美联储充分利用纸币发行权构建了超额信货能力和消费经济体系,强大的美元纸币体系促进了美国人的消费,消费又拉动了美国的大规模进口需求,由此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锁钥;同时美国又通过金融市场的创造性发展,建立了全球性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机制和定价体系;美国又以美元国际本位币和本国资产价格的成长构建了历史上最高水平的逆差融资能力,由此美国借助从生产大国到消费大国的转变,建构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配置和交易的全球体系。美国居于这个全球分工的顶端,拥有巨大的便利和优势。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这种以美元纸币体系为基础的单一通货本位制暴露了重大缺陷和危机苗头,这个以美元为主的体系也进入问题时代。虽然世界上认识到这个机制本质并拥有解答方案的人并不多,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已对这个单一货币本位制的局限性提出了严肃的反思。萨默斯认为,不改变这个单一制的国际货币本位制的缺陷,将使美国陷进长期衰退。这个史上最大的纸币本位制也是史上最大问题的本位制,实际上是美国金融危机和嗣后危机的根源。

  全球失衡体制的任何危机都足以重创美国,而且,无论美国拥有多么强大的货币制造能力也无法包裹全球商品定价权不断衍生的危机,这个失衡体制的继续运转将使美国不堪重负。这就需要美国改变角色,另造全球竞赛平台,推动美国跳出这种失衡的束缚,为此,奥巴马政府从这个意义上开始重整能源变革,民主党的精英团队从这个意义上将能源变革的价值提升到商品本位制的水平。诚如奥巴马在《无畏的希望》自传中所述:“一个控制不了自己能源的国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

  这个转型战略需要美国发展创新能源产业替代自己最大体量的进口资源,以使得美国经济获得喘息。而且,美国在中美的战略互动中开始借鉴中国吸收国际资本的经验,颠覆传统中美的国际分工机制。如此这般,中国对美的资本注入也就可以成为美国投资的基础,这个投资不但可以促进美国的转型,还可以解决美国的就业和经济扩张,由此,奥巴马能源革命也就可以改造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重建美国的战略优势。

  5 内里乾坤:能量本位制的体系框架

  自1781年詹姆斯?瓦特推出了现代蒸汽机并促成工业革命的200多年以来,探索各种能源形式的互相转化是人类每一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当然主题,而能源从来都没有成为社会革命、国家革命和国际关系体系等历史革命的主题。能源充其量是一种能源资源,能源从商品的属性到兼容金融的属性其本质不过只是提高金融市场的货币周转效率。

  但是,2008年的全球危机促使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到金融大发现的时代,美国能源变革的实质就是将能源提升为大能量资源,这将直接导致能量升级为一个价值概念,成为将世界的商品联结起来的国际通货,具有与货币体系等同的本位通货作用,可以运转世界财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从纸币一元本位制的时代进入纸币通货和能量通货协调发展的二元本位制时代。这个国际通货体系将兼具信用本位、纸币本位和商品本位的整体优势,修正现在单一制的国际货币本位制的重大缺陷,创造一个超越传统国际纸币体系体量,或者至少与之并驾齐驱的通货资源。这个革命将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进步、城市化的创新、国家功能的提升和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模式的颠覆。

  能源权利正从能源资源中裂变提升出来,美国正历经能源从物质资源到基本通货的转变,能源作为一种基本通货将对美国扭转危机发挥重要作用,也将推动美国在新的全球分工重组中获得巨大套利空间。污染方购买排放许可标志着美国正逐步进入纸币体系和能量体系双通货本位制的时代,这个转变对全球能源改革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能源(量)本位制将再造国际分工,也将改造中国的发展资源和创新力量。

  这个能量通货可能通过三到四个阶段最终成熟起来:

  其一,就是重估全球物质能源的市场配置和价值,能源资源将以体系独立的方式初步成为一种与现代的纸币体系并列的金融要求权、流动性来源和债务凭证,重构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关系,在10年至20年内逐步实现人类能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过渡;

  其二,就是逐步实现能源从物质资源向能量通货的转变,其中2012年美国污染方购买排放许可是这个转型的国际标志之一,由此能量通货将包括物质资源和权力资源多层次体系,能源通货的金融要求权、流动性来源和债务凭证功能更加完善,能量通货将成为一种主权生产力;

  其三,就是逐步实现以能量通货概念为基础的主权生产力、金融要求权和物质资源支付基础的整合,能量通货将成为在商品、服务支付和债务偿还时被普遍接受的凭证。通过这几个阶段的整合,能量通货将囊括水、土地、粮食等基本资源成分。

  能量通货运转是与美元等纸币通货本位制并列的第二本位制,营建意义重大,它可以弥补美元纸币体系的不足,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创新的金融资源,能量通货和纸币通货合成运转可以提前帮助美国渡过此次经济危机,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赐予美国的良机。在这个二元制的国际通货体制内,美国将以美元纸币体系和能量通货为基础再造新型的美国经济体系,虽然美国并无公开文件承认美国已经开始运转能源(量)通货本位制,但是,2012年污染方购买排放许可的运转应该是这个本位制度成形的基础。

  在这个二元制的国际通货体制内,美国将以美元纸币体系和能量通货为基础再造新型的美国经济体系,其结构如下:

  美元纸币体系和能量通货并行运转%2B消费经济和生产经济有效借个%2B国家负债管理、减税刺激和国际通货套利相结合%2B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相结合%2B全球增长管理和改变传统的国际分工相结合%2B危机管理和灾难重建相结合——这将是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最新的经济成果。

  据此,美国可以成功地实现以美元纸币体系和能量通货为核心机制的全球分工体系,能量通货将修补美元体系单一制的不足,美联储可以充分利用纸币发行权构建了超额信货能力和消费经济体系,美国政府则可以借助能量通货改造美国的能源需求和整个生产体系,引发电力、IT、建筑业、汽车业、新材料行业、通讯行业等多个产业的重大变革和深度裂变,并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现代生产方式。强大的美元纸币体系和能量通货结合可以促进美国人的消费和生产,消费和生产又可以平衡美国的进出口和资本稳定机制,确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等级结构,由此美国将重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的地位,建构全球商品和服务的市场配置体系。

  6 危中择机:奥巴马能源改革的核心机制

  2008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金融业从左右政治变为被政治力量和国家权力驾驭。因此,美国的再次崛起,不可能选择金融业为主体的危机产业,低端消费品经济也不是美国爆发转型的救命点,这就需要造就一个超过二、三十万亿美元价值的大产业作为美国经济结构的基轴和美国经济崛起的本钱,形成与美元纸币体系核心运转并列,甚至更高级别的轴心。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能源产业集群的整体改造就是这个奇迹的惟一优选。能源是金融、商品、生产力、就业和IT革命的最大聚合点,产业价值本来就与金融业体量相当。此外,能源既要依赖技术也要靠市场,与美国力量相当的对手比较少,美国快速占领这个顶端统治地位比较有优势。

  实际上,金融危机并没有打垮美国。美国复兴的主持者们正在将百年一遇的世纪危机演化为一个套利游戏。这个游戏有两个主角:一是大金融业,主宰着纸币体系的运转;二是大能源业,主宰着人类生活和生产所依赖的资源的消费方式。这是人类两个最大体量的产业,也是人类化解当前危机的两大基础。

  全球金融业未来3年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吸收80万亿美元资产并使这个产业再度恢复活力,这是拯救的主体。能源业未来3年内面临的战略课题就是完成体系改造和建立新的全球战略分工,这是一个自工业革命以来从来都非常重要,而现在改变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产业,但却可能是拯救力量的来源。

  倘若危机重建战略从这个基点出发,就必须从能源产业体系中发现一个杠杆并用古老的世界原理改变世界。例如创新能源产业,把握核心机制,寻求科学路径,牵一发动全身,进而再造增长。

  显然,奥巴马团队选择了以创新能源产业成为这个杠杆。这个杠杆的第一级作用是调节全球能源业的重组;第二级是调起全球资产价格的重塑,挽救金融业;第三级就是重组资本和资源的全球传统交换模式。因此,运转这个三级复式杠杆体系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经济体系修复工程。谁能够把握这个创新能源的杠杆作用,谁就可以能够改造这个世界体系。

  7 危中创机:中国应采取超美战略,将能源产业提升为国家主力产业

  在国际危机重建中,奥巴马已将能源产业选择为美国经济复兴的核心,由此能源改革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振兴的主力。许多人仍然认为美国处于危机的核心,而忽视了美国已经启动了以能源为主导的跨越式跨产业的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这是对美国危机转型的误判,其结果可能是延误中国应对新技术革命的转型。

  应该说,奥巴马正在推动的能源变革本质上是一次全球新技术革命。在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也选择了以能源产业的升级改造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领域。然而,虽然国家能源主管部门明确希望这个产业抓住有利时机,转变发展方式,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转型并没有将能源产业作为主力产业,也没有将能源产业的变革当做一场新技术革命来经略。

  如果我们不认真研究国际能源产业的变革情况,不仅现在的能源改革很可能脱离全球能源革命的创新轨道,甚至会反向运动,届时中国的整体损失将会更大。美国目前正在推进超导电网建设和智能电网城市改造,而我们还没有一条商业化的营运线路和一个实验型的智能电网城市,但它却是一场集成了IT产业、能源产业、新材料(超导、纳米)产业和社会发展等资源的新技术革命。

  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次危机的转型战略中采取了不同的战略,这种异步的本质就是中美在未来全球分工中采取了不同的国家竞争战略,选择了不同的增长道路,且可能使我们在新的国际能源分工中居于次要地位,成为新能源革命的被动市场。

  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中国不一定走美国能源改革的道路,但也不能走脱离能源革命主方向的道路。即使我们不能成为新能源革命的发动者,至少也要形成与美国的能源变革并驾齐驱的态势。如果有可能甚至应该充分发挥中国的优势超越美国。中美应该成为能源合作的战略伙伴,这应该是比金融合作更有价值的共同话题,应该成为中美对话的核心主题。

  8 择优选择:能源产业改革的若干战略起点

  创新能源应用的前提是电网改造,电网改造是接入多种创新能源的基础,也是能源从物质资源演变为金融要求权的触媒,而能量是新的基本通货,因此,电网改革是能源改革的重中之重,是能源改革必须把握的灵蛇之珠。

  我们建议,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应提升国家级技术革命角度统筹考虑,由中央制定加快制定反映新技术革命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尤应注意以下三个战略起点:

  其一,加快确定以能源产业作为下一轮我国经济建设的主力改革产业和技术革命的带头产业,它将引起电力、IT、建筑业、汽车业、新材料行业、通讯行业等多个产业的重大变革和深度裂变,并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

  其二,加快确立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我国能源发展的战略主力方向,加快推进中国清洁煤的开发和创新应用。但是,目前迫切需要我们认识到:互动电网和超导电网是21世纪解决大型经济体系大容量、低损耗输电、配电、用电的最佳途径,建议国家电网建设的创新战场应尽快转移到智能和超导电网上来,加快启动以智能电网为核心的中国互动电网的产业革命计划,应该确立发展可再生能源电网先行改革战略模式。

  就目前国内开展的互动电网研究与试验而言,应注意到以下五个问题:

  一、互动电网应立足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接入体系的战略转型。

  二、互动电网应充分考虑电动车应用带来的城市送电巨量增容的体系再造,加大增容改造。

  三、智能电表可以作为互联网路由器,推动电力部门以其终端用户为基础,进行通信、宽带业务或传播电视信号,为此需要设计多层次的互动变电站体系和大规模输电、配电、用电网络的系统管理技术。

  四、应该推进一网多道战略,将现有的电力线添附光纤线路,实现一网多道传输的互动电网的综合功能。

  五、应全面确立地上网改造为地下网,从一网一道提升为一网多道、兼容转型、替代提升的中国智能电网发展战略。

  为此,以现有的国家对电网的投资为基础,通过2009年新增3000亿左右的投资,可以果断地将我国现有的电网投资计划再造为以互动电网升级性转型为主的创新国家战略。

  我们认为,如果这个整体转变难以实现,应最低限度建立中国互动电网的试点标准、试点城市和试点局网。

  其三,优化特高压输电工程,特高压输电与互动电网并不冲突,应该加快设计包括特高压在内的互动电网整合计划,并最终确定特高压输电的发展路径。倘若我国可从海上获取足够的可再生能源,应该适时调整目前的特高压输电计划。值此全球能源革命之际,特高压输电工程在我国还未形成巨型网络,具备转身的良机。

  9 战略底线:再造新通货的创新思想

  中国目前需要加快通货建设和运转21世纪中国通货的创新战略,即:当代国际通货的合作战略。

  这个战略的思想底线应该是:创新中国新通货的能力和赢得传统的纸币体系博弈的胜利是同等重要的,中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目标、商品和生产的体系升级能力、定价权以及市场化投资投放力量等方面建立国际优势,这个战略的本质是,中国将不再是全球分工中的“苦力”角色。

  中国要成为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不但需要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力量,更需要衡平全球资产价值和资本巧化积累的通货管理能力。

  作者系《科学时报》社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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