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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经济学家的十大批判书

http://www.jrj.com     2009年03月06日 10:25      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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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波金融风暴的轮廓正隐约显现。人们需要经济学家的判断,也需要经济学家更严谨的发言。

  经济学家要影响世界,体现价值,不仅要研究,还得靠发言。

  言多必失。2009年初,最新版本的《经济学家“雷人”语录》在网上传播。

  言多必失不奇怪,七嘴八舌实属有益。有识者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史,便是七嘴八舌摆脱一言九鼎枷锁的历程。尴尬的是与某些时候七嘴八舌相对的集体失声,吊诡的是有些“语录”与普通人的常识经验,其间反差已难用知识沟壑来开脱。

  所有这些,都有待记录、梳理,以至严肃意义上的批判。此批判并非“大批判大辩论”,上纲上线,而是“评论先前是非,批判未了公案”之意。

  多数学者姓名,姑且隐去,对事不对人、对言不对人,以期化解隔阂、澄清误读、消除成见——何况所有的言语都已在网络风行有时,一搜便得。

  一、买房爱国论

  2009年,房子开始与爱国相关。

  1月7日,一位北京的经济学家提出:“在空前困难的形势下,买房就是爱国,而在2009年,买房甚至可称得上是救国。”“什么都可以跌,不能让房价跌。房地产崩盘老百姓更买不起房子。”

  不仅是经济学家。年初,安徽合肥市委书记对合肥市房地产市场调研时,当场掏腰包买下一套80多平方米高层住宅;合肥市规划局局长更在当地某电视台直播栏目中极力推销楼盘,并高呼“买房就是爱国”。

  “买房爱国”论的合理外延,是“消费爱国”。在被指出语病嫌疑后,又迅速变为“积极消费爱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民众拿出真金白银,帮助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场面,而今历历在目。将经济行为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在东方文化土壤中,还是很有人吃这一套的。

  不过,消费是买卖双方的事情。“积极消费”也好,“买房”也好,都要随行就市。2009年房地产价格面临调整。谁应为了“爱国”买房“待跌”?“积极消费”固然诱人,但果真两全其美,何必还要专家、官员一再呼吁?美国人寅吃卯粮的“积极消费”,已被讥为不负责,鼓励我们自己国民“积极消费”,其间自相矛盾处,自不待言。至于如何以积极消费能力为标尺,衡量爱国“温度”,其中种种悖谬,更一眼即明。

  症结所在,是将技术问题与意识形态拉郎配。爱国也要讲方法,尤其需要经济理性。把经济问题变成“政治忽悠”,并不能使我们面对经济问题战无不胜。部分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声调高亢,原因当然与经济有关,与爱国,只怕拉不上干系。

  二、房市无泡沫论

  “买房爱国”论只是此前曾饱受诟病的“房市无泡沫”论的升级版。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一些经济学家对“泡沫说”的深恶痛绝跃然纸上。最新的说法是:“1月工资要买1平米房子观点很愚昧。”而此时,美国房价已跌至2003年第三季度的水平。

  关于“房市泡沫”的争议数年来不绝于耳,正反方所涉及领域,自每平方米房价与户均收入的比,到“空置率”、“租售比”,从国外到国内……

  时至今日,再重新汲汲于理论、术语和公式,已缺少现实意义,任何国际惯例和数据都不敌一个最基本的国情。

  引述“天涯社区”上一个著名的帖子《2009年不宜买房论》的话,就是:

  “政府对地产财团的态度,开始微妙变化。由原来的弃卒保车,到现在弃车保帅。去年两会时直言‘政府有能力平抑房价’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今年不会再觉得寂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以及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南京市市长蒋宏坤、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都在今年当地的两会上不约而同地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与高房价‘决裂’的态度。近期中央四部委公开肯定万科降价举措。”

  “以万科为代表的地产商今年将再坚定掀起降价风潮,为市场整合,也为树立企业公民形象。王石是讲经济的,王石更懂政治。在中国企业家不懂政治怎么混?”

  一语中的。房市有无泡沫,已不成其为问题。

  三、取消福利保障论

  此前网上盛传的一则“雷人”经济学家语录,据称出自厉以宁先生:“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这句话经厉先生家人出面声辩,认为有误读嫌疑。厉以宁在央视对话节目中曾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大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得极慢。”他怎么可能建议取消福利保障呢?

  但类似观点,确曾出自其他经济学家之口。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激烈抨击新《劳动合同法》:“中国好的制度都是自己发明的,抄回来的都没有用,抄一次倒霉一次。中国经济学界引进来的全是垃圾。”他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第一就是要取消新《劳动合同法》。

  企业主反对阻碍他们利润最大化的《劳动合同法》,“在商言商”,事属必然。但《劳动合同法》不是经济法,是社会保障法的组成部分,其宗旨不在帮助企业主获得最大利益,而是要帮助相对弱势的劳工实现利益平衡。事实上,无论中外,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诟病就未曾停歇,但迄今为止,企业主和经济学家的反对并没有使其萎缩。

  一旦劳动法取消,不单意味着企业员工要付出代价,也意味着法律的权威性遭受破坏,乃至社会文明程度走回头路。而且,就算是付出这些代价,企业就真能应对金融危机吗?

  李昌平日前发表文章认为,这种观点的局限在于“误以为50年前适用于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战略也可以帮助21世纪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出口导向战略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日本的昨天,也许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明天,沿海地区当务之急不是要让农民工变得更辛劳,而是要研究日本过去的十几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无独有偶,2月18日,人民日报记者丁刚在《东方早报》撰文《危机来了,日本为啥没乱》,指出“日本的成功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不只是经济的,更是福利的。它的成功之处更在于,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以后,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开始之前,这个福利制度就已经基本完成。它因而得以建立起足以抗衡后来出现的更严重、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的力量。这个曾经被我们忽略的侧面并非不重要,恰恰是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四、权力赎买遏制腐败论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腐败和贿赂是改革的润滑剂,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腐败有效”和“权力赎买反腐”论调虽非中国独有,但在现实语境下,仍能高声倡言,的确不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高薪养廉”曾作为先进经验被广泛关注,但现在已鲜有人提及。清雍正帝曾把部分“火耗”收入用以“养廉”,可惜并没起到应有作用。事实上,“高薪养廉”虽然未成为全局性政策,但在部分行业和地区,也已不同程度地实行。结果如何?自有公论。

  权力赎买,关键是谁买?主体是谁?要把权力买去,等于要把整个中国买去,要把执政党买去,谁能买?谁敢买?

  把经济交换法则视为万能,是金钱拜物教。学者何清涟更认为权力赎买就是“按等级确定贪污的等级,比如官大,可以贪污的多一点,官小可以贪污的少一点。像巴拿马国家确定一三五是这一批官员贪污,二四六另外一批官员贪污……但我认为他的这个建议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跟是否高薪并无关系,最为关键是没有把权力装进笼子里;权力不受监督,高薪再高都无济于事,“赎买”也将成为赤裸裸的勒索。

  显然,这已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五、“无主之物”论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某位经济学家的这个观点,在“郎顾之争”后,已经不再新鲜。与之相得益彰的,是“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

  当年喧嚣一时的“郎顾之争”,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

  当初,郎咸平指顾雏军利用地方政府急于退出国企的机会,花小钱就把大量国有资产纳入囊中,表面上是“双赢”,其实是在大量盗取国有资产。据此,郎咸平进而提出了对整个国企产权改革的质疑。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批评郎咸平是“哗众取宠”,是在污蔑产权改革的功绩,是图出名、捞资本。

  “郎顾之争”以科龙出事收场,其后,当初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一度集体失语。也正是这一事件,成就了郎咸平,让他直到今天仍然敢于宣称:“中国下一代很悲惨我都不想讲了!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但更“雷人”的是,这场虎头蛇尾的论争,其实并未从根本上清除国企改革中的既有流弊。“闷声发大财”的过程一直持续,只是手法更隐蔽、更高明了。

  六、分外储论

  相较“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人民”的说法,“将我国政府2万亿的外汇储备拿出一半分给老百姓”,显得更有吸引力。

  当年,俄罗斯也给国民分过股票,结果这些股票迅速地落到了少数人手中。果真付诸实行,以中国的国情,结局是否会好很多呢?

  分外汇储备则是另外一回事。

  经济学家左小蕾指出,外汇储备不能像“4万亿元”的政府支出那样,直接投放到中国经济之中。

  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的负债,是中央银行通过发行人民币,从企业和个人手上按照当时的汇率“买”回来的。进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要转身投放进入国内的经济运行,一定要再转换成人民币。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再换成人民币进入经济运行,意味着二次兑换。二次兑换带来两个可能的结果:如果维持汇率不变,结果就会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一样,发生泰国的外汇储备几近告罄的货币危机;如果汇率变化,结果是人民币大幅贬值,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何况,既然可以二次兑换,就可以三次兑换、四次兑换,这与直接印钞票没有什么区别。

  “分外汇储备”从一个经济学家口中说出,不啻于猪八戒叫嚷着分行李——“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只是虽然能在一时迎合大众心理,却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七、“牛市下半场”论

  “2245点不破仍然是牛市”、“现在是慢牛行情”、“正式进入牛市下半场”、“奥运会闭幕前股市不会跌”……在上证综指从6124点海拔飞流直下的过程中,充斥着这样的言论。

  今天,要辨清哪些是善意的谎言,哪些是有目的的煽惑,已经很难。比如“奥运牛市”。奥运会不到,股市绝对不倒,股民可以放心疯狂、放心入市!这是谁的担保?这是谁的逻辑?而“慢牛”、“牛市下半场”等,市场已经给出了非常清晰、响亮的回应。

  即便有关方面出于善意,出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试图以“勿轻言熊市”的方式,减少悲观预期,但实际后果是,受损失最大的恰恰是那些对权威声音深信不疑的中小投资者。与此同时,一些先知先觉的资金已经撤离。他们不会为“牛市”、“慢牛”或“大熊”、“小熊”的名词之辩所累。

  事实上,这些言论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专家言论不再有人轻信,股市信心如惊弓之鸟。

  八、金融危机“中国脱钩论”

  走眼、失言的,当然不仅是中国经济学家。2007年8月,21位华尔街上最具影响力的投资者在乔治·索罗斯家中会面。其时,全球信贷危机的首轮冲击波已开始蔓延。讨论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经济衰退是否正在迫近?结论是:经济不大可能陷入衰退,不会出现熊市。21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不同意这个观点。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主流研究机构仍表示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提出“中国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

  事实证明,经济学家的“水晶球”再一次失灵,处于热冷交汇的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走的是“高开低走”的诡异轨迹。出口告负、工业利润下滑,“向下走”成为经济数据的“集体表情”。中国经济已切身感受到“冬天”的寒意。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亚洲国家之间的圈内贸易主要是加工贸易,但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仍然在欧美,亚洲市场与欧美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的“共振”不可避免。他还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也会放大金融危机带来的不稳定性。

  九、“耕地红线”论

  茅于轼先生近年多发惊人之语。他关于“耕地红线”的发言,据说“气得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拂袖而去”。

  茅先生如是说:“我们的粮食在出口,我们对粮食的担心完全没有根据。”“18亿亩耕地红线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完全没有必要,17亿亩没有必要,10亿亩也没有必要,任何红线都没有必要。”

  由于对“挨饿”的群体记忆,以及“18亿亩耕地红线”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强调,对茅于轼的激烈批评蜂起。

  基于情绪化或仅凭政治正确的攻讦,自可不论。《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对此持公允之议。

  邓认为,茅的结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中国改革30年来,在人口大量增加和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却大幅增长,由此推断出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二是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会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在市场经济下,由于存在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而且我国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都很充足,基本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即使发生粮食饥荒,也可从国际市场购买。

  “但这两个前提很成问题。”邓认为,生产关系改变和科技进步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弱,中国粮食的单位产量已经接近极限。而一旦国际关系紧张,粮食就极可能作为战略武器而使用,到时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不过,尽管如此,但茅先生说目前的保护耕地面积政策是导致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的一个因素,农村的宅基地也存在着大量浪费现象,大体是没错的。而且把粮食安全与粮食产量“捆绑”起来也确实绝对化了点。

  重读茅先生这一段话,或许有助于我们减少误读的可能:“为什么必须取消这条红线?因为它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一个错误的计划经济决策而延误了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三五十年内城市人口要翻番。这样的城镇化不占用农用地怎么可能。难道让加倍的人口仍然挤在原有那些土地上。可以肯定18亿亩的红线要不了三五年就要突破,除非我国的城镇化没有进展。”

  十、误读的起源

  “耕地红线”论争,为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学家语录”提供了一个视角。经济学家的言论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被误读?为什么会被误读?

  误读显然存在,如前述厉以宁先生及茅于轼先生的言论,即属程度不同的误读。

  经济学家在进行专业研究时,往往为了研究的需要,在对复杂问题作出某个或某些假设的条件下进行简化,这种简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毕竟与现实有距离。因此,经济学家在发言或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时,应尽可能选择更加周全的方法和语言,以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经常被误读和误解,经济学家自己也应认真反思。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的“语录”,似乎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误读”的难免。比如:“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好制度”,“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学者长平就此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家占据了主要的学术讲台,不仅解释经济,也解释政治、历史、社会、伦理,把所有问题都还原成经济问题。这种经济学家的自大和学术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有些经济学家变成了政治家、军事家和教育家,喜欢制造语录,不仅越界妄言,而且只给惊人结论而不加以论证。他们面对的又是从来都习惯于语录思维的听众,彼此一拍即合,结果是经济学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由于知识与理解能力的差异,隔阂并不奇怪。但误读往往缘于信任的缺失。而这种普遍的信任缺失,已非基于经济学的发微阐精,可以解释和解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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