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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贸仍可保持增长

http://www.jrj.com    2009年01月20日 16:18     《环球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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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新育/文

  对外经贸成为国际经济危机传染国内的主渠道,但仍可保持增长,如能充分利用危机创造的机遇,中国对外经贸甚至可以借此机会显著提升效益,从而加快发展模式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已经相当显著,出口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特点越发明显。正因为如此,在国际社会,中国被普遍视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也正因为对外经贸在中国经济增长格局中占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对外贸易的涨落总能在市场上引发波澜。

  在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经贸、特别是出口面临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外部经济环境,对外经贸成为国际经济危机传染国内的主渠道,但仍可保持增长,如能充分利用危机创造的机遇,中国对外经贸甚至可以借此机会显著提升效益,从而加快发展模式转型。

  多重外贸压力

  当前,中国外贸、特别是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有目共睹:主要出口市场美、欧、日经济全部步入衰退,新兴市场在遭遇发达国家危机传染之后有青出于蓝之势,外需萎缩;国际市场价格普遍急剧下跌,外经贸企业不仅在采用此前库存原材料生产时可能亏损,而且面临库存产成品、原料资产减值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尽管劳动成本上升势头在危机中受到阻止,但环境、土地等成本的上升已经不可逆转,劳动成本的长期上升趋势也不会改变;经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中国出口商品可能在更多的市场遭到更严厉的市场准入限制。

  正因为如此,2008年11月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在国内外激起了强烈反响,因为该月份海关统计出口1149.9亿美元,同比下降2.2%,是2000年以来进出口各项指标首次同时出现下降,相信2008年12月和2009年头几个月中国出口海关统计账面数据仍将面临较大向下压力。

  外需不振

  多年来,欧盟、美国、日本一直是中国名列前茅的出口市场。然而,在次贷危机中,美欧日三大成熟经济体要么是危机策源地,要么是迄今危机最严重地区,其实体经济已经相继步入衰退。最早正式认定进入经济衰退的是欧洲。继欧洲之后,日本也正式认定陷入经济衰退。

  尽管美、欧、日等国政府都已经或计划实施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但危机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蔓延短期内难以遏制,至少2009年全年发达国家经济难见起色,负增长概率甚高。考虑到次贷危机可能是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下降阶段,换言之也就是这场危机可能持续三四年乃至接近十年之久,我国外需总体规模不振的压力将有可能持续更长时间。

  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出口拉动的经济体而言,主要出口市场的衰退对其出口和经济增长实绩的负面影响相当显著,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增幅减缓已经显示了这一点;而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增速减缓引起广泛关注,其实主要也是来自对美出口增速减缓。

  预计2009年美欧市场传统出口商品进口需求仍将保持在低位,传统大宗出口商品生产集中的广东等省份面临较大压力。由于这场发端于成熟市场的危机已经蔓延到新兴市场,而且新兴市场的危机在不少方面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2008年主要新兴市场股市跌幅就普遍超过成熟市场,声称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已经能够摆脱发达国家影响的所谓“脱钩”理论彻底破产,中国出口贸易所面临的外需不振压力还将进一步加大。

  与此同时,外贸增长契机潜在受益者和冲击受害者不重合,进一步放大了外部需求萎缩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力。在经济萧条时期,中国对外经贸的潜在增长契机集中于进口业务和部分先进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后文将进一步讨论),但中国进口的增长主要在于原料、能源和技术装备,出口受冲击最大的行业则是玩具、纺织服装、塑胶等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行业,这些行业的外贸企业并不具备经营上述进口商品的经验和商业网络,即使有意分享进口业务增长的机会,他们也需要花费相当时间才能建立相应的商业网络,取得相关经验。何况上述某些进口品属于专营产品,其他企业无权染指。

  我国不仅是货物贸易大国,还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服务贸易大国。在危机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同样将受到需求萎缩的影响,特别是旅游和建筑工程服务输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总体一直是逆差,但建筑服务一直是中国服务贸易中最大顺差项目之一,《200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此项顺差达到了24.67亿美元,同比增长251.0%;其中建筑服务出口收入53.77亿美元,同比增长95.3%;进口29.10亿美元,同比增长42.0%。按商务部门口径统计,2007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业务共计取得168240份合同,合同金额853.4494亿美元,营业额478.9953亿美元,派出人次37.1709万。

  其中,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06亿美元,同比增长35.3%,新签合同额776亿美元,同比增长17.6%。2008年1~10月份,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29.2亿美元,同比增长46.4%;新签合同额816.5亿美元,同比增长57.9%。截至2008年10月底,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2494亿美元,签订合同额4112亿美元。

  在中国一些工程承包企业、特别是名列前茅的工程承包企业中,海外业务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由于危机蔓延到新兴市场,特别是此前作为世界建筑市场热点的石油输出国因收入下降而显著缩减投资建设规模,预计2009年我国在海外的工程承包业务将遭受较大冲击。

  在危机冲击下,我国工程承包业在海外市场将面临违约风险(即合同落空)、延迟支付风险和汇率风险上升的局面。其中,违约风险和延迟支付风险上升主要是由于东道国因身陷危机而无力履约或者如期支付,已经发生的典型案例是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项目落空案例。此外,在近年的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热潮中,包括迪拜在内的阿联酋已成为中国工程承包企业的淘金乐土。

  汇率风险上升,是因为一些新兴市场如果陷入货币金融危机,其汇率将急剧贬值,中国企业持有的该国货币计价资产将因此而急剧缩水。尽管主要经济体的反危机对策常常包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内容,但规模通常不会达到经济景气时期工程总体规模,而且将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而不会集中在此前几年热门的房地产领域,那些专注于房地产建筑工程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缺少技术、声誉和人脉积累的工程承包企业将因此而承受较大冲击。

  价格破坏

  与此同时,在外部危机时期,外经贸企业还将面临“价格破坏”(即大面积价格下跌)的压力。

  近年,中国玩具、纺织服装、制鞋、塑胶等传统大宗出口产业已经深切感受到了成本上升而订单价格不变甚至下降的压力。近两年来,玩具制造成本上升约60%,但国际玩具商的订单价格却维持原价,导致国内玩具代工厂商海外订单利润率从10年前的40%降低到不足10%。2008年10月倒闭的大型玩具制造商合俊公司2007年营业额达到9.53亿港元的最高纪录,盈利则只有540万港元,而此前几年年盈利额大多超过2000万港元。

  就总体而言,持续数年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在2008年发生了逆转,直到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价格仍然呈同比上涨趋势,到下半年就已经转为同比下降了。由于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则是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美国进口价格的变动也可以折射出中国出口价格的走向。在危机中,由于最终销售者面临的价格战、削减成本压力加大,除非我国生产者和出口者掌握了较强的市场影响力,否则2009年他们面临的价格压力会更大,至少不会减轻。

  外部市场的价格变动对我国国内产业产生了多重冲击,首先是价格下行冲击生产者和销售者,因为价格下跌不仅直接减少了生产者的销售收入,而且下游买家的买涨不买跌心态还将导致生产商及其原料行业陷入流动性危机。2008年上半年,国内钢铁价格一路上涨,7月份之后急转直下,部分钢铁品种价格跌幅竟达40%。正是在价格大幅度下跌的冲击之下,中国钢铁企业效益锐减。

  其次,这种价格变动导致不少生产者和销售者库存资产(原料和成品)减值,在钢铁等原料消耗较大的行业,这种冲击已经相当明显。WIND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三季度32家钢铁上市公司存货金额为2463.42亿元,预计其减值损失在10%左右,即250亿元左右。

  不仅如此,在此前铁矿石价格一路高涨之际,中国钢铁企业和贸易商不理性地大量进口、囤积铁矿石,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2008年10月30日提供的数据,中国铁矿石港口库存与企业库存总数约8900万吨,部分钢厂库存铁矿石可用4个月。而到10月下旬,铁矿石现货价格从1800元/吨的高峰下跌至700元/吨,跌幅50%~60%,根据铁矿石来源不同,即使按维持多月的7000万吨铁矿石库存计算,浮亏总额也高达300亿元左右。

  化肥行业库存原料和产品价格暴跌,资产减值损失同样巨大。截止10月末,国内化肥企业所用的原料全是3个月之前的,原材料的跳水给整个行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按照中国磷肥协会理事长武希彦的说法,全行业因为高价原材料一项便亏损156亿元,相当于上年整个磷肥行业76.5亿元盈利额的两倍。

  第三,大规模的资产减值不仅冲击金融市场,而且损害这些实体经济部门企业的融资能力。由于我国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日常生产经营中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大,而我国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已经相当广泛、深入,上述实体经济部门企业融资能力受损后果不可低估。

  从较长的时间跨度看,目前的通货紧缩之中潜藏着较大的未来通胀压力。鉴于此次危机救援之中各国政府和央行注入了大量救市资金,这些资金目前除了一部分为填补亏空所消耗之外,还有很多仅仅是由于银行的惜贷倾向而冻结在银行体系内部。一旦银行体系惜贷倾向松动,很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再度显著加大的局面,最糟糕的就是所谓“滞胀”。如果出现通缩转为通胀的急剧转变,我国企业有可能再度沦为上游铁矿石企业的砧上鱼肉。

  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加大

  中国是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连续10多年名列世界反倾销最大对象国就是典型的例证;而经济萧条通常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大萧条期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起各国竞相报复,把全世界拖进了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

  不错,正是为了避免重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之覆辙,当次贷危机因雷曼倒台而陡然升级之后,从世贸组织管理层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无不强调不可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但这种强调从反面理解,正恰恰表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不可忽视。在此次危机中,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纷纷加大出口激励措施的力度,本身就提高了贸易摩擦的几率;2008岁末之际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一系列举措也预示着中国将面临更大的贸易保护压力:

  2008年12月3日,欧盟委员会反倾销部门以14国赞成、12国反对、1国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针对中国产螺钉和螺栓等碳钢紧固件课征惩罚性关税的议案,此案将在1个月内由欧盟各成员国批准后正式生效,中国对欧盟出口的紧固件将在此后5年面临高达87%的惩罚性关税,中国紧固件产业将可能因此每年损失4亿欧元销售收入,以及80万个就业岗位。

  12月18日,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公告,决定立案对原产于中国的碳钢焊缝管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12月19日,美国和墨西哥要求与中方就所谓“与出口实绩相关的补贴措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开展磋商。

  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考察,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内政治体制和社会情况决定了他们具有较强的保护主义倾向。欧盟是全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是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最为强烈的重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以至于还在欧洲共同体时代就落下了“欧洲堡垒”的“美名”。

  本来,其他条件相同,国家联盟的行动能力低于联邦,联邦的行动能力低于单一国家;面对外部经济挑战,作为行动能力较低的国家联盟,欧盟天然更容易倾向于诉诸消极的保护主义措施,而不是实施积极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

  貌似“民主”的欧盟决策机制进一步加剧了欧盟行动能力虚弱、保护主义倾向等弱点,因为在现行欧盟决策机制下,需要成员国一致通过的事项仍然太多,可以有效多数票表决的事务仍然太少;即使在可以有效多数票表决的事务中,表决票数分配方式也需要改进,致使无论是中欧关系,还是欧盟其他对外关系,都往往是务虚的议题容易一致通过,务实(换言之就是涉及具体国家利益)的议题难以达成共识。结果,在一些问题上与我国存在利益冲突的本来只是欧盟的部分成员国,经过欧盟决策机制之后却形成整个欧盟与中国的对抗。

  特别是一些东欧国家,把只想搭便车享受权益、不愿承担义务的道德风险表演得淋漓尽致,争夺欧盟共同财政预算和表决权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波兰首脑在欧盟内部表决权之争中竟然怪罪德国在二战中屠杀了太多波兰人口;推卸经济义务时近乎无赖,如捷克由于本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冲击相对较轻,在讨论欧盟200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时就表示不肯为别人埋单;一旦本国传统产业受到一点点外部竞争冲击,就要拉上整个欧盟陪绑。

  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当代中美经贸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又堪称贸易摩擦深化史。中美经贸摩擦在双方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

  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使得美国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潜力,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因此将关于中国“入世”的中美双边议定书称为“克林顿政府谈判的近300个贸易协定中的皇冠宝石”;中国迅速成长为出口巨人又使得美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倍感威胁;在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安排等诸多领域,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而且,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自由贸易色彩相对淡漠,他在竞选期间发布的关于压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监督和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等言论已经在中国对外经贸部门引起了关注。尽管其中不少主张空想色彩可行性不佳,但仍然有可能对我国对美经贸产生一定干扰。

  中国外经贸的新机遇

  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相对境况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世界商界普遍预期中国将比其他经济大国更快走出危机,中国对外贸易在2009年也面临一些新的机遇。

  高技术产品生产向中国转移

  不错,我相信2009年我国传统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无法延续此前一度的高增长,因为中国这些产品产能和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80%~90%,世界市场的萎缩必然导致中国同类产业的萎缩。这类产业出口2009年只要能维持大体稳定,就已经可以认为是胜利。

  然而,由于所占市场份额不高,往往只有20%~30%,我国先进制造业产品有可能在整个世界市场规模萎缩的情况下实现增长。

  这是因为危机期间价格竞争激化,利润空间萎缩,原来对压缩成本不甚敏感的先进制造业产品最终销售商和制造商感到较大的压力要去削减成本,他们会不得不加快推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和订单,而中国本来以其广大有文化劳动者队伍、完整工业体系、优良基础设施、较高效率公共服务等在承接先进制造业转移中处于有利地位,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和敏锐的企业队伍,中国完全有可能抓住这个机遇加快腾笼换鸟,提升本国产业、贸易的结构和效益。

  在这方面,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这几年一直在加快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危机爆发以来,其步伐进一步加快。商务部已经在昆山和上海设立了两家产业转移促进中心,按照产业转移促进中心的设计,他们由商务部和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共建,入驻中心的中西部省份共同参与,旨在为中西部提供宣传投资环境、开展项目洽谈和对接的平台,为沿海地区提供更有效地寻觅产业转移最佳地点的途径;如能充分发挥预期功能,对推动国际产业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提高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和东部腾笼换鸟自有积极作用。

  扩大进口的良机

  中国不仅仅是世界第二出口大国,同时也是名列前茅而且还在迅速提升的进口大国,中国不仅需要越来越多地利用进口原料、能源、技术装备来满足本国工业化的需求,而且需要越来越多的适用消费品来满足本国国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中国愿意通过有秩序扩大进口的方式来让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即使在危机之中,这一基本指导思想也不会改变,危机也从多个方面为我们创造了扩大进口的良机。

  在危机导致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下跌之时,扩大进口并适量储备我国需要的资源,对于增进我国经济利益和提高国家经济安全都是有利的。同时,扩大进口有助于为我们争取更好的贸易条件、更符合我们利益的贸易规则,扩展我们的影响力。至今我国社会对国际贸易定价权关注较多,其实后面两点更加重要,也是决定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基础。

  如果说出口增长往往伴随着与进口国相关产业界和第三国同行之间摩擦的增长,那么,只要规模足够大,一般贸易进口的增长通常会给一个独立自主的进口国创造对外界施加影响的工具,这种影响甚至包括其国内法的域外管辖,这一点在竞争法规的域外管辖中体现得相当突出。对于一个一般商品的进口大国(如美国)而言,要对一般竞争性商品生产商实施竞争法规管辖权相对容易。因为,为了将来能够继续在该国市场销售产品,大多数境外当事人都会接受处罚,他们在该国范围内一般也有子公司或财产可以用来执行竞争法判决。

  即使是对有限制竞争行为的外国人科以刑事处罚也并非十分困难,因为这些因限制竞争而获罪的外国企业高层思考角度与一般刑事罪犯不同,为了未来能够自由出入该国,他们往往会选择自愿到该国接受监禁处罚。正因为如此,数十年来,美国积累了不少关于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辖问题的案件。

  1990年代以来,在判罚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大案中,涉及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辖的案件占绝对多数。我们无需追求如同美国那样霸道的行为方式,但是,充分利用扩大进口的机遇制定、推行更符合我们利益的贸易规则,扩展我们的影响力,这是完全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在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中,经济危机还为我们创造了突破其对华出口管制、扩大进口其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机遇。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之初,美国就发布了NSC41号文件,并由此建立起了以覆盖面广泛、严厉、僵硬而著称的对华出口管制制度,并凭借其政治经济影响力联合其盟国组建了国际出口管制组织,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的出口管制制度施加于其盟国之上。

  冷战时期,美国操纵下的巴统对华贸易禁运项目一度多达对苏贸易禁运项目的两倍(即所谓“中国差别待遇”),现在对华出口管制也没有根本改观。

  笔者手头的美国《出口管理条例》、《出口管制商品清单》中文版篇幅和重量分别为562页、1斤9两和388页、1斤3两,其英文版篇幅更可想而知,以至于这份《出口管理条例》中,制订者(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也承认“本条例的厚度和专业术语广泛使用的程度令人生畏”。

  近年美国又新公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范围,使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审批程序更加复杂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技术装备进口的规模、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管制和要价。在经济景气时期,由于国内需求高涨,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我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将趋向保守,限制将更加严格,要价提高;相反,在经济萧条阶段,由于国内需求大幅度减少,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我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将趋向开放,限制将有所放宽,要价降低。在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遭受重大危机冲击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借机加大技术和设备进口的力度,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转化为我们加快技术进步的契机。

  当然,有秩序扩大进口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任某些外国厂商在其母国政府这样那样的资助下向中国市场发起倾销,甚或利用贿赂工具夺取市场,从而不公正地剥夺中国企业的机会和中国自主先进制造业成长的希望。

  国内外企业并购重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连续数年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8年9月17日联合发布的《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25.3%;截至2007年底,中国近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3个国家(地区)设立了1万多家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1179.1亿美元;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376亿美元,境外纳税总额29.4亿美元,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1189亿美元, 2007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5.8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5万人。

  在中国储备资产规模继续增长、国际收支顺差格局持续的情况下,相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会继续快速增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也符合中国的政策导向。危机时期发展海外投资的重点包括海外资源开发投资、出口市场品牌和流通环节投资,以及对海外金融部门投资。

  在海外资源开发领域,在拥有现代技术足以克服自然障碍的条件下,海外资源开发的最大障碍就是政治性风险。

  毫无疑问,与油气之类战略性资源有关的跨国并购触动相关国家政府的敏感神经,不足为奇,更不用说美国这个对新兴大国中国百般防范的守成大国了。中海油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又译“尤尼科公司”)受阻,就表明了这一点。然而,经济危机和初级产品市场的下跌将改变海外投资者和东道国企业/政府的谈判地位。

  初级产品行情低落时,出产该种产品的东道国企业/政府谈判地位相对虚弱,往往不惜从股权转让价格、税收、持股比例等方面制定多项优惠条款吸引外来投资者参与;该种初级产品行情高涨之时,东道国企业/政府谈判地位增强,奇货可居,加之此时东道国朝野反对“廉价出卖国家资源”的思潮抬头,东道国企业会为股权转让索取更高的价格,东道国政府也往往强烈希望修订与外商的经营合同条款,直至制定对外商更加严厉的新法律法规。

  2001年末至2008年上半年,国际商品价格处于上升周期,油价更是一马当先,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石油企业股权转让价格高涨,海外石油开发的政治性风险也明显上升,各国政府对外资采取的限制性措施猛增。因此,初级产品价格高涨之时,我国参与有关资源开发项目步伐不宜太大,也不宜过分高调;国际市场行情低迷之时才是我们大举参与的好时机。毕竟,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考察,相对于制成品,任何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都将趋向恶化。

  作为一项长期资源供给战略,我们在商品牛市期间要做的主要是考察、勘探等前期工作,真正的决策和谈判过程可以放到世界商品熊市时进行,只要我们的企业奉行适当的战略,能够在保持足够的现金储备,那么包括2009年在内的危机时期就是我们出手收购我国所需资源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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