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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不能再失去一个十年

http://www.jrj.com    2009年01月10日 00:31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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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尚希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比预想的要大。之所以这么说不是低估了国外金融危机受创的严重程度,而是对国内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估计偏高,对国内经济的脆弱性严重估计不足。

  从1998年开始的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了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但与此同时,消费率却不断下滑,这使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程度扩大,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减弱。这一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表现得更加明显。

  为应对危机,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投资、税收、补贴、货币、信贷、担保等方方面面的政策。就总体而言,政府的应对是及时的,措施也是比较适当的。但当前的政策主要侧重于化解国外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而对导致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滑坡的内因估计不足。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内经济越是脆弱,国外危机的影响就显得越大。

  要看清长期目标

  保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则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转换经济发展方式,逐步降低国内经济的脆弱性,进而提高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化危机为机遇。这个目标必须要清晰起来,要不然就会被保增长、保GDP的目标把更重要的长期目标遮盖了。

  总结一下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也许是有好处的。应当承认,当时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主要是使经济滑坡变得慢了一些,防止了经济一下子下滑。而真正使经济走出低谷的并不是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是2002年后世界经济好转,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强劲,正是这个外部环境发生了转机,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增长,这样积极财政政策才得以撤出。从2002年开始,中国出口增长都是井喷似的,2002-2007年,6年来平均增长28.8%;2007年跃上万亿美元台阶,达到12180亿美元,增长25.7%。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才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快速恢复,并出现了局部投资过热的问题。

  尽管增长很快,但主要是出口与投资推动的,这个时期的消费率实际上是不断下滑的,在快速增长的这几年,国民消费率几乎是一年降一个百分点,2007年降到了49%,远低于1998年。这说明,这个时期的增长质量并不高,是在发展方式转换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取得的。事实上,伴随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加大了,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弱了,尽管看起来中国的GDP规模更庞大了。直到这次国外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再一次启用积极财政政策。回顾过去十年,至少使我们认识到长期目标的重要性。

  所以一定要看清长期目标,而且要让短期目标服从长期目标。只有这样,才可能化危机为机遇,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假如再次错过这个机会,满足于GDP数值,下一次遇到的问题恐怕就是严重的危机。

  虽然现在提出了调结构,但目标上仍不很清晰,实际上仍是侧重于投资分配结构的调整,淡化了改革对转换发展方式的重大作用。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化

  从近十年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这三个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在逆转的。

  其中,消费率不断下滑,2007年为49%,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消费需求不断萎缩。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却很快,原因在不断提高的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经济增长形成了投资依赖和出口依赖,这使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程度扩大,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减弱。而消费率的下降不只是反映当期消费需求不足,更严重的是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下滑,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后劲。因为人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靠消费来实现的。不断下滑的消费率说明的是经济内外失衡,也意味着民生出现问题。

  现在,国外是金融危机,我们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应该看到,外部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非常大。

  其实,为什么经济变得脆弱,经不起任何的外部冲击,从上述三个指标,也是增长的三个动力可以看出来。当出口、投资这两个动力不断加大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大。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区间,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外部一有风吹草动就受不了。投资上去了,生产能力上去了,东西要卖出去,就要依靠出口。所以投资增长越快,投资率越高,意味着整个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性程度越高。出口依赖也导致产业链外向化。我们观察到的是直接影响出口企业,实际上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因为我们现在出口的初级产品、原材料逐渐减少了,而制成品多了。出口导向在国内形成了产业链条,外部冲击的不仅仅是直接出口的产业,而是与出口产品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的产业。所以外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从表而内,一点点地加深的。这样,就使得国外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超过原来的预期。

  再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使人力资源变得枯萎,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的劳动力多数是初中以下的,技工严重短缺,转型升级受阻。在我们的观念中,消费与人力资源是两码事,没有把人力资源不足和消费率走低联系起来。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人力资源开发是空谈。人力资源是人,人要有良好的就业能力,身体素质要好,文化素质要好,要有劳动技能的积累靠什么?靠消费。消费是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的条件,所以我们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这些年是不断下滑的,中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远远快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的能力不足怎么能发展?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与此密切相关。

  消费总量不足,整个民生问题就会恶化。在消费率下滑的情况下,消费的差距逐步拉大,消费的不平等性变得严重,消费的安全性也变差,三鹿奶粉导致奶粉的出口量下降了90%。整体来看,因为消费率过低导致了我们整个发展方式的逆转。

  1998年之后的几年本来是转换发展方式的良好机会,但是我们丧失了这个机会。在不景气的时候忽略了转换发展方式;但是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进行转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不景气的时候忙着保增长去了,而等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又缺乏了转换发展方式的压力和动力,所以发展方式总也转换不了。这就是十年来中国发展方式逆转的重要原因。

  应该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

  针对当前的问题,我认为当前的基本政策应落到消费上来,投资也应当有利于消费状态的改善。国外金融危机也好,国内实体经济出现问题也好,其实都是消费导致的。美国是因为消费过度导致了金融危机,我们现在是消费不足导致了经济滑坡,根源都是消费。

  现在应当怎么来扩大消费?我认为现在应该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个是消费的总量,二是消费的差距,三是消费的安全。这对消费的影响非常大。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既是短期的政策,也是长期的政策,如果说要找到一个长短期政策的结合点,则只有在消费上才能找到这个结合点。

  在具体政策操作上可作如下考虑:如由公共消费带动私人消费。公共服务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共消费,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可以带动私人消费。这些年来公共消费不足,是私人消费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

  要防止新的 “两个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尤其在目前保增长的形势下。当经济增长滑坡时,我们的思维倾向首先是保生产,压低工资,让消费者收入下降来保企业。如果一边倒,这将会陷入恶性循环,加剧经济滑坡。企业裁员降工资是自保的办法,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我觉得两个比重至少不能下降。如果两个比重继续下降的话,很可能导致严重经济危机,那就不是现在说的这种情况了。

  凡是有利于扩大消费总量的,有利于缩小消费差距的,有利于消费安全的,这样的投资可以扩大;凡是与此无关的,甚至起反作用的投资,则要控制。这就是说,当前政府投资方向的确定应从与消费的关联度来考虑。在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上,我们不能按照赶超发达国家的思路来考虑投资的安排,而是要充分考虑中国当前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村消费不足的现实情况,以扩大消费总量、缩小消费差距和增强消费安全来安排政府投资和引导民间投资。

  另外,大力加强农民能力建设。按照目前数据,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达到2.25亿人,随着农民的转移,农民工的数量仍会不断扩大。在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应以更大力度来培训农民。尽管有的地方已经在做,但力度不够,还没有提升到人力资本积累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当前情况下,这项工作既能转移就业压力也能扩大消费需求。用于培训的投入,本身构成即期消费需求的一部分。还能为产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转型、转向、升级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减少因找不到合格劳动力而对产业、企业升级带来的阻碍。

  (作者为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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