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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涤明:老板犯法不与民同罪 种下“法律危机”

http://www.jrj.com    2009年01月08日 03:03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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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涤明

  继公安部表态“对企业高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后,广东省检察院公布了帮助企业解困的“十条意见”。“意见”明确规定,查办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及时与主管部门或企业领导沟通,慎重选择办案时机,犯罪情节轻微的,酌情暂缓办理。对企业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在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

  广东检方的意见与此前公安部表示的 “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慎用拘捕”如出一辙,当然,这种“特殊政策”的出台都与当前的经济形势背景有关。但是,如学者所言,以放宽法律界限解救经济危机的同时,埋下的却是“法律危机”的隐患。

  的确,保增长、保就业是当前的大局。然而,越是在特殊时期、困难形势下,越不能惊慌失措。强调重中之重便可以超越常规、甚至逾越或废弃制度的做法,后遗症甚多,得不偿失。比如前些年在无微不至的优惠政策呵护下发展起来的某些中小企业,一旦优惠政策到期、法制逐步完善,便不能适应。以《劳动合同法》为例,许多企业声称因此而无法生存,这就是企业已经习惯了在政策倾斜的环境下生存。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而在广东检方的“意见”中,就有“涉嫌一般犯罪的,可不采用拘留、逮捕”。请问“一般犯罪”是法律概念吗?怎样的犯罪算是“一般”呢?这种“一般犯罪”给社会或他人造成的危害,由谁来承担呢?

  其实,很多“严重犯罪”往往是由“一般犯罪”开始的。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田文华等4名原三鹿集团高管被控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恰恰是从起初的经营行为不当,发展到今天的不可救药。在宽容“一般犯罪”的语境下,谁敢保证不会有“四聚氰胺”、“五聚氰胺”混进我们的食品?

  应对经济困境的政策,或许考虑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然而政策一旦逾越法律、偏离市场法则后,其害未必在经济危机之下。法律对企业的约束是为了保护社会利益,反之则必然威胁到社会利益。也就是说,暂时保护企业与经营者的不合法利益,是要以牺牲社会或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的。

  从前段时间的 “缓调最低工资标准”、“允许困难企业缓缴半年社保”,到现在的“对企业高管慎用拘留逮捕”、“涉嫌一般犯罪可不拘捕”,多少有些挑战法律法规严肃性的味道。这种做法,会让人们产生解决眼前问题比维护法律严肃更为重要的错觉,使人们敢于在以后的实践中,为了眼前利害而无视法律规则。越是危难,秩序越是重要,法治越是可贵。所以,在面对经济困境时,我们可以修改或制定法律法规赋予一些大胆行为合法性,却不能逾越法律。因为这样会破坏秩序,破坏人们遵守秩序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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